解讀:中國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嗎?

對話人

復旦大學教授 張暉明

清華大學教授 孟 捷

云南財經大學教授 周 文

主持人

光明日報記者 張 雁

國際經驗表明，人均GDP在3000美元―10000美元的階段，既是中等收入國家向發達國家邁進的機遇期，又是矛盾高發期，一旦經濟增長停滯不前，就可能掉進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直是世界上增長最快的經濟體，迅速躋身于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目前人均GDP約4400美元。然而近年來，快速發展過程中積累的問題不斷凸顯，加之今年中國經濟增速出現了明顯的放緩趨勢，再次引發了對中國是否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討論。為此，本刊特邀請三位學者，就這一主題展開了對話。

現象or理論：為何關注“中等收入陷阱”問題

主持人：近幾年，在媒體及專業文獻中都大量談到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問題，并已成為學術界一個持續的研究熱點。為什么國內外都對這一問題如此關注？

張暉明：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是針對發展中國家在取得一定發展成績、跨入中等收入水平國家行列以后，發展后勁乏力、發展速度下降、人均收入難有明顯增長而提出的一個概念。在討論中國經濟發展問題時，人們常借用這一概念，以警示自己保持清醒的頭腦。討論中國經濟發展是否會面對“中等收入陷阱”，以及如何防止跌入“陷阱”，需要認真總結我國的發展成就和發展經驗，并在此基礎上，借鑒曾遭受“中等收入陷阱”困擾的國家的經驗教訓，研究如何保持發展后勁這一課題。

實際上，我們已經認識到，既有的發展模式已不適應新階段的需要，并明確提出了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新任務，主張從既有的外源式經濟發展、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資源消耗性經濟發展，轉向內生性經濟發展、協調內需市場與外需市場關系的發展、資源環境友好型經濟的發展。在此背景下，討論“中等收入陷阱”問題，可以為推進發展方式轉變提供一定的理論啟示。

孟捷：我想這種熱潮跟下面兩點有關：第一是國內因素。從2004年“郎顧之爭”，到2006年“反思改革”，以及最近兩年關于改革模式的討論都表明，中國的經濟改革已步入一個新的時期：一方面改革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另一方面，一些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也漸次顯露。過去一度顯得有效、也一直在推行的許多制度和政策，是否足以保證未來中國經濟的增長和發展，開始成為人們思考的對象。第二是國際因素，即2008年全球經濟金融危機以來國際經濟形勢的惡化，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國際背景。

周文：經濟發展速度的回落和有所下調，并不意味著一定碰到“中等收入陷阱”，更不是已經跌入“陷阱”。我同意前面兩位的看法，必須充分肯定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就、認真總結成功經驗，從可持續發展的視角來討論是否存在發展的“陷阱”，以及如何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國經濟的發展和面臨的問題有自己的特點，還是要從中國實際出發來加以研究。

主持人：經濟學理論中沒有“中等收入陷阱”這個概念，它其實是世界銀行在其2006年《東亞經濟發展報告》中提出的一個現象。關于導致“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理論界似乎還沒有達成共識。各位對這個問題有什么認識？

周文：“中等收入陷阱”既是一個現象描述，也是一個需要系統研究的理論問題。對于中國而言，尤其需要提防重蹈“拉美現象”的覆轍，著力解決收入差距過大問題。西方主流經濟學認為，收入分配是不需要關注的，理由是：經濟發展初期，收入差距過大是必然的，但到了一定階段后，隨著經濟的發展，收入差距自然會縮小，進入收斂階段。因此，西方主流經濟學不承認有“中等收入陷阱”問題，認為經濟發展自然會邁過中等收入階段。但實際上，拉美這些國家正是因為收入差距過大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

張暉明：需要特別強調的是，討論這個問題，并不是西方理論的發展引出我們討論該問題的，而是中國發展方式轉型的現實引出了對這個問題的關注。我們對這個話題的關注是問題導向，不是理論導向。就是說：不是西方有了這個理論所以我們才關注這個問題，而是因為我們發展方式轉型的現實提出了這個問題。

主持人：如何判斷是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有通行的測度指標嗎？比如中等收入階段持續多長時間便被認為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張暉明：目前還是基于世界銀行根據國別經濟發展統計和發展水平所劃分的高、中、低收入國家來判斷的。如果一個國家在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后，失去經濟發展的動力，在世界經濟分工體系中不具有競爭生存能力，人均收入始終徘徊不前，就會擔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比如，像中國這樣一個有著13億人口的國家，在收獲“改革紅利”、“人口紅利”之后，如果不能盡快積累形成內生增長能力，亦即資本積累形成能力、自主創新能力、體制和管理的創新能力，就會形成對發達國家的依賴，處于不利的局面，這也是“中等收入陷阱”現象的一個側面。

周文：“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經驗性的概念，因而不能以一個僵硬或者明確的標準來認定。這一現象的產生不是由單一原因導致的，是多種復雜因素相互交織、相互作用的結果。從全世界看，收入差距過大雖不是判斷是否落入“陷阱”的標志，但它加劇了社會階層的不平等，導致的社會問題會侵蝕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和長期性，很可能引發一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一旦落入，徘徊的時間可能會比較長。比如，智利徘徊了40年，烏拉圭為38年。

孟捷：我同意兩位的看法，“中等收入陷阱”不是普適的理論命題，是在某些國家發展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來的。為什么人們開始把這個假設運用于中國經濟？這是值得深思的。在我看來，中國的增長和發展，有三個歷史鏡子可以照一照。一個是拉美在上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的故事，這是經濟發展失敗的例子，也是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型；另外兩個是成功的例子，一個是“亞洲四小龍”，這是經常被人提起的，還有一個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二戰”后經歷的“黃金年代”，即所謂Golden Age。對這兩個成功的例子，國內還鮮有研究。在我看來，研究失敗的例子和研究成功的例子同樣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