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環經濟的國際模式
何世紅認為發達國家的循環經濟模式需要我們思考和借鑒。包括杜邦模式、丹麥的工業園區模式、德國DSD回收再利用模式和日本的循環型社會模式。
據介紹，杜邦模式是一種企業內部的循環經濟模式，通過組織廠內各工藝之間的物料循環，延長生產鏈條，減少生產過程中物料和能源的使用量。與此同時，盡量減少廢棄物和有毒物質的排放，最大限度地利用可再生資源，提高產品的耐用性等。
杜邦公司創造性地把循環經濟三原則發展成為與化學工業相結合的“3R制造法”，通過放棄使用某些環境有害型的化學物質、減少一些化學物質的使用量，以及發明回收本公司產品的新工藝；到1994年已經使該公司生產造成的廢棄塑料物減少了25％，空氣污染物排放量減少了70％。
丹麥的工業園區模式，是按照工業生態學的原理，通過企業間的物質集成、能量集成和信息集成，形成產業間的代謝和共生耦合關系，使一家工廠的廢氣、廢水、廢渣、廢熱或副產品成為另一家工廠的原料和能源，建立工業生態園區。
典型代表是丹麥卡倫堡工業園區。這個工業園區的主體企業是電廠、煉油廠、制藥廠和石膏板生產廠，以這4個企業為核心，通過貿易方式利用對方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廢棄物或副產品，作為自己生產中的原料，不僅減少了廢物產生量和處理的費用，還產生了很好的經濟效益，形成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良性循環。
德國DSD回收再利用體系，實際上是專門組織回收處理包裝廢棄物的非盈利社會中介組織，1995年由95家產品生產廠家、包裝物生產廠家、商業企業以及垃圾回收部門聯合組成，目前有1.6萬家企業加入。
它將這些企業組織成為網絡，在需要回收的包裝物上打上綠點標記，然后由DSD委托回收企業進行處理。任何商品的包裝，只要印有它，就表明其生產企業參與了“商品包裝再循環計劃”，并為處理自己產品的廢棄包裝交了費。“綠點”計劃的基本原則是：誰生產垃圾誰就要為此付出代價。企業交納的“綠點”費，由DSD用來收集包裝垃圾，然后進行清理、分揀和循環再生利用。
日本的循環型社會模式，主要體現三個層次上：其一，是政府推動構筑多層次法律體系。2000年6月，日本政府公布了《循環型社會形成促進基本法》，這是一部基礎法 。隨后又出臺了《固體廢棄物管理和公共清潔法》、《促進資源有效利用法》等第二層次的綜合法。在具體行業和產品第三層次立法方面，2001年4月日本實行《家電循環法》，規定廢棄空調、冰箱、洗衣機和電視機由廠家負責回收。2002年4月，日本政府又提出了《汽車循環法案》，規定汽車廠商有義務回收廢舊汽車，進行資源再利用；5月底，日本又實施了《建設循環法》，到2005年，建設工地的廢棄水泥、瀝青、污泥、木材的再利用率要達到100％。第三層次立法還包括《促進容器與包裝分類回收法》、《食品回收法》、《綠色采購法》等。
其二，是要求企業開發高新技術，首先在設計產品的時候就要考慮資源再利用問題，如家電、汽車和大樓在拆毀時各部分怎樣直接變為再生資源等。其三，是要求國民從根本上改變觀念，不要鄙視垃圾，要把它視為有用資源。堆在一起是垃圾，分類存放就是資源。
這四種模式，從企業內部模式一直到整個社會的模式，從微觀到宏觀，都為我國運行循環經濟提供了參照。而在實行循環經濟的時候，一定是要從不同層次建立相應的發展模式，從企業，從行業，從政府，從整個社會建立一套完備的循環經濟模式，才能讓每一個人、每一個企業都是循環經濟的參與者，更是受益者。既要取得環境的收益，更要獲得經濟的效益，這樣才能讓循環經濟循環下去，創造更多的經濟效益。
解讀“金昌模式”
何世紅認為，金昌有豐富的有色金屬礦產，金昌早期的發展確實與有色金屬工業的開發密不可分；而現在擁有的循環經濟模式，也與有色金屬和原材料加工工業緊密相連。但是，現在的循環經濟模式仍是一種傳統的、附加值較低的商業模式，終有一天會因為對環境的不友好以及較高的投入和附加值較低的產出比重而被時代淘汰。
因此，何世紅建議，金昌必須要走在前沿，將現有的傳統模式不斷轉化為更先進的模式。這種模式就是投入低、無污染、高附加值的循環經濟產業模式。
何世紅綜合分析了金昌目前所擁有的獨特地理位置、空港優勢，以及有色金屬生產與深加工基地優勢。他建議，金昌可以建設一個“河西走廊循環經濟總部基地”，西起酒泉，沿途經過張掖、武威等城市，向北可以輻射至阿拉善右旗，向東一直延伸到蘭州。這個總部基地，將絕大部分河西走廊區域內的城鄉循環經濟產業整合在一起，而金昌處于中央位置；同時機場建設也使得金昌擁有便利的交通條件，而金昌也是西部發展循環經濟的重點城市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