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曙松研究員認為，當前全球經濟正處于危機打破原有平衡格局的“再平衡”進程之中，無論美國經濟還是中國經濟，都需要在危機之后尋求新的再平衡。美國過去那種低儲蓄、過度消費、過度負債、過度貿易逆差的方式無疑是不可持續的，需要轉向提高儲蓄、降低杠桿、改善就業；中國同樣需要改變過度依賴出口、過高儲蓄率和高投資率等增長方式，轉向依托于內需的可持續增長方式。再平衡表現在中美產業結構方面也有明顯的體現，在美國表現為過度擴張的金融業的適當收縮，和以頁巖氣等為代表的相關實體經濟的適度擴張；而在中國，則更多表現為過剩產能的整合和壓縮、以及以促進產業升級為目標的金融業的適度擴大。

關于新常態，巴曙松研究員認為，除了發達國家通常賦予新常態所具有的低增長、低利率、低通脹的內涵外，當前中國特定的發展階段同樣給予了新常態以新的涵義，例如經濟政策引導增長速度在一個窄幅區間內波動，政策著力點在通過培育新的增長動力，中國股市對于這一點實際已經有很清晰的表現，那就是傳統產能過剩行業估值低迷但是一些適應轉型方向的公司漲幅相當大。

關于去房地產化，巴曙松研究員認為，雖然房地產依然是中國經濟運行中的一個重要產業，但是隨著房地產銷售面積等一系列指標的見頂回落，中國經濟必然面臨著去房地產化的壓力，房地產投資的回落成為投資下行的重要動力之一，需要通過培育新的增長點以及適當加大與民生相關的政府投資來對沖；習慣了房地產經濟的地方政府尤其需要尋求土地收入之外的市場化城鎮化融資渠道，從地方政府的稅收結構演變看，房地產稅推行的必要性已經毋庸置疑，無非是具體的立法程序和方案選擇而已。房地產企業必然也面臨行業的整合，業態的多元化，以及價值鏈的調整，包括適當拓展海外市場。

關于局部改革突破，巴曙松研究員主要是指以上海自貿區、深圳前海、珠海橫琴等的局部改革突破試點，從危機之后全球經濟治理格局演變趨勢看，基于投資和服務業管制放松、貨幣自由兌換等為基礎的新的所謂21世紀國際貿易標準在發達國家逐步得到認可，中國可以通過局部改革、全部逐步復制推廣的方式，擴大改革的成果并以此促進經濟的轉型和新的國際經濟環境下參與全球治理的能力，從金融角度看，圍繞金融業的準入管制放松、以基金互認、滬港通、對外投資權限擴大等為代表的資本管制放松、以非標金融產品市場的逐步對外開放等為代表的人民幣國際化舉措等，都有很大的拓展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