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關總署日前公布的數據顯示：8月份我國進出口總值3670.9億美元，增長4%。其中，出口2084.6億美元，增長9.4%；進口1586.3億美元，下降2.4%；貿易順差498.3億美元，擴大77.8%。季調后的一般貿易順差創下了10年來新高，間接反映了內需增長勢頭的羸弱。

　　受益于基數因素、穩外貿政策及發達經濟體經濟復蘇帶動外部需求回升，摩根大通6月全球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升至4個月高位52.7，為連續19個月高于榮枯線上方，預示全球制造業景氣度持續擴張，并帶動出口由負轉正。然而，受出口加速，進口收縮 “蹺蹺板”影響，貿易順差連續幾個月出現大幅增長。但這種高增長卻更多變現為一種 “衰退性貿易順差”，也就是進口降幅下滑更快所致的非典型性貿易順差。

　　從進口需求看，8月進口同比和環比均負增長，增速較此前顯著下跌，考慮基數效應后進口的放緩更為明顯。海關數據顯示：今年前8個月進口7.9萬億元，下降1.1%，其中8月份進口0.98萬億元，下降2.4%，比上月下滑0.4個百分點。進口需求低迷原因來自于兩大方面：一方面，今年以來主要大宗商品進口均價普遍下跌。對大宗商品以及基本金屬的需求主要來自新興經濟體，尤其是中國、印度等新興發展中大國。在主要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速放緩的背景下，市場對于基本金屬的有效需求不足，價格難有大的回升。今年以來，我國進口原油均價下跌0.8%，進口煤均價下跌15.3%，進口大豆均價下跌4.1%，這直接制約了進口需求的回升。

　　另一方面，中國經濟的確是在“戴著鐐銬跳舞”。盡管外需回暖似乎推動了中國出口復蘇，但進出口增速仍不足以抵消內需的下滑，中國經濟增長仍未達到潛在增速，國內產能過剩制約投資增長。今年以來，PPI連續30個月負增長，8月PMI新訂單指數和出口訂單指數小幅下滑，許多行業產能利用率不足75%，負產出缺口顯示去產能化比較緩慢，制約了新增投資的增長和原材料、能源需求增長，投資增速下降導致對海外制造業產業鏈進口需求減弱。可見這種非典型順差的大幅增加暗藏隱憂。

　　近兩年來，美歐日經濟開始逐步復蘇，外圍經濟的復蘇并沒有像金融危機之前那樣非常有效地拉動中國出口的快速增長。相關測算表明，國際金融危機前的2002~2007年，1%的全球經濟增長可帶動帶動我國9.1%的出口增長；而危機后的2010~2012年，1%的全球GDP增長僅可帶動我國6.1%的出口增長。

　　2011年至2013年，我國商品在美國進口中占比累計下降2個百分點，今年二季度以來，美國制造業表現強勁，亞洲主要經濟體出口增長則表現低迷。美國制造業復蘇不再帶動亞洲出口反彈，反映出美國與亞洲出口國之間的需求關系正在減弱，出現“脫鉤”跡象。這一趨勢也同樣發生在中國與其他發達經濟體之間。2013年，我國產品出口到傳統發達市場占比從去年的40%左右下降至37.6%，并且這一趨勢也在今年一季度有所延續。

　　全年要實現7.5%的外貿增長目標，壓力都在三、四季度。“穩增長”和“穩外貿”政策有一定的時效性，可能在未來幾個月集中體現，但是“去產能”和國內經濟結構調整，考慮到對外貿易已經開始呈現國際產業轉移放慢，向周邊國家產業轉移和訂單轉移加快、生產要素成本上升這樣“一慢、一快、一升”的態勢，再加上包括TPP等全球區域自貿加強，新型貿易壁壘對中國造成嚴重挑戰，因此，中國外貿總體形勢仍是趨緊，全年7.5%的增長目標有非常大的難度。

　　展望未來，中國不可能再把焦點過度集中于保外貿增長上，而應該著眼于中長期的產業升級和貿易升級。長期以來，我國對外貿易主要依靠勞動力、土地、資源、環境等生產要素的低成本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和競爭，這種依賴初級要素稟賦的模式，很難在貿易層次和戰略利益上取得突破。同時，長期處于全球產業鏈的低端，可能會對我國產業的全球定位形成慣性依賴，面臨“被鎖定”風險。

　　未來十年全球產業競爭歸根結底將是價值鏈的競爭，價值鏈競爭決定中國制造業乃至產業競爭力和未來經濟的前途與命運。面對美國等發達國家“再工業化”浪潮，以及國內傳統比較優勢流失等多種挑戰，中國必須建立起新的競爭優勢，向全球價值鏈上游攀升，推動貿易結構和產業結構全面升級。

　　中國需要積極延長國內價值鏈，提升加工貿易參與國際分工水平，重視培育本土跨國公司，增強對全球價值鏈參與度和控制力，進一步優化加工貿易國內布局，加快產業升級和梯度轉移。此外，中國應積極順應全球FTA大浪潮，提升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利益分配水平，真正推動中國由貿易大國走向貿易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