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10月29日電 （遠達）美國媒體稱對于大型科技公司而言，如今的德國并不是個好地方。
《紐約時報》十月發表了德國《每日鏡報》(Der Tagesspiegel)的評論版編輯安娜·紹爾布賴(Anna Sauerbrey)撰寫的文章稱，如今，德國擁有很多名號：清潔技術的領軍者、制造業的引擎，以及歐洲的外交政策中心。然而，人們似乎越來越多地對它有了另一種成見——一個勒德派之國。
說實話，對于大型科技公司而言，如今的德國并不是個好地方。即將就任歐盟負責數字經濟與社會的委員的德國官員京特·H·厄廷格(Günther H. Oettinger)攻擊谷歌在歐洲的影響過大，還表示希望能“削弱”谷歌的市場支配力。在柏林，副總理兼經濟部長西格瑪爾·加布里爾(Sigmar Gabriel)正在調查，德國是否能把谷歌列為國家基礎設施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而將其納入嚴格的國家監管的范疇。
在咖啡館或啤酒屋提到谷歌時，德國人往往會用上負面詞匯。人們經常稱之為“章魚”。即便是像斯普林格(Springer)——德國最大的出版社——首席執行官瑪蒂亞斯·德普夫納(Mathias D?pfner)這種在國際商界地位顯赫的人物，都說他“害怕谷歌”。
事實上，德國人并不害怕科技。德國人也不討厭美國。正好相反：蘋果每有新品發布，德國媒體就會為之瘋狂，德國人則會在蘋果旗艦店門前排起長隊。大多數德國人每天都會使用谷歌服務和Facebook，可以駕輕就熟地搜索詞匯或者回應加為好友的請求。
在德國政界，“硅谷”是一個神奇的字眼，一個柏林向往成為的地方。德國的議員和商界領袖希望自己看起來非常酷、或者想尋找靈感的時候，也會前往硅谷。在為一本關于硅谷的新書進行推介發言時，加布里爾的目光中流露出無限的向往。他告訴觀眾，90年代末他第一次去硅谷時，漫步在帕洛阿爾托的街道上，四處尋找惠普起家的那間車庫，覺得空氣中彌漫著創新的魔力。
這是怎么了？德國怎么會對科技，對科技公司，既愛又怕呢？要理解這一點，關鍵是要看到在表象之外，它們所代表的企業模式。
這個沖突的真正根源，在于這些正在歐洲市場上掀起風暴的硅谷企業——之前是初創公司，現在是巨頭——與生俱來的經濟文化。要創辦和發展這樣的硅谷科技企業，需要有一種特定的自由意志主義牛仔心態，把障礙和規則拋諸腦后。
硅谷既不害怕罰款，也不怕政治譴責。它投入了大筆費用，在布魯塞爾和柏林游說，但是它發現民主政治進程過于緩慢，于是便在同時按自己的規則辦事。
正是這種無政府主義，讓德國人變得這么神經質。一方面，德國人樂意變得更像硅谷科技企業那樣：更無所顧忌、更積極進取。另一方面，無政府主義的力量，也讓德國人（和其他很多歐洲國家的人）不寒而栗。德國當然會這樣，因為這挑戰了德國人對國家的根深蒂固的信念。德國選民和消費者對政府的信任，永遠甚于對任何私人企業的信念，無論這家公司多么堅定地聲稱自己具有善意。對于重要的國家機構——聯邦議院、法院和警察——德國人的信任度往往遠高于美國人。
主要黨派，無論左右，都不會呼吁縮減政府的規模；唯一主張這么做的黨派是自由民主黨，它弱小到無法在聯邦眾議院獲得哪怕一個席位，連要在州級選舉中出線都不容易。世道艱難的時候，美國人對國家的信任往往會下降，而德國人的這種信任卻會增加。當有問題出現，德國人就會指望“祖國父親”保護他們。
像硅谷公司帶來的那些“顛覆性”商業模式的挑戰，也屬于這種情況。事實上，像加布里爾這樣的政界人士——他曾說過：“我們必須馴服硅谷資本主義”——德國之所以跟硅谷高科技公司過不去，原因就在于，這樣做鐵定可以幫他們贏得選票。即使是那些一般會支持放松監管的政界人士，比如厄廷格，也知道指責高科技公司是個聰明點子。
硅谷公司想在德國取得成功，就需要遵從德國和歐洲市場的特殊性。德國熱愛科技，但德國人希望科技公司以德國青睞的方式來提供科技服務。在德國，牛仔只應存在于電影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