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消息網12月18日報道 澳大利亞東亞論壇網站12月14日刊登題為《亞洲欣快癥還是亞洲恐懼癥？》一文。作者為國立澳大利亞大學克勞福德公共政策學院博士候選人保羅·哈伯德。
文章稱，對國內生產總值（GDP）進行長期預測的人士預計，未來若干年，亞洲，特別是中國將保持高于世界趨勢的增長率。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等最樂觀者認為，中國經濟至少在未來十年將保持8%的增長率。半官方的《中國2030》報告預計，這個十年晚些時候將保持7%的增長率，2030年前降至5%到6%。《亞洲世紀中的澳大利亞》白皮書則預計，中國經濟和印度經濟將在2025年前保持7%和6.75%的增長率。
回歸均值是常態
但“全球經濟將越來越被這兩個巨人的發展軌跡所塑造和提振的觀點”最近被勞倫斯·薩默斯和蘭特·普里切特診斷為“亞洲欣快癥”。他們的認真研究告訴我們，這種“超高速增長難以為繼……事實上，經驗告訴我們，回歸均值是經濟增長最顯著的特征”。新興國家尤其具有以下傾向：經濟超快速增長但持續時間很短，隨后進入減速期，回到世界平均水平。他們認為，中國和印度經濟的快速增長“將大幅放緩，……主要是因為快速增長都會面臨這種情況”。
30年來，世界人口的約四分之一生活在薩默斯和普里切特所說的年均6%這一“超高增長率”的國家。這種增長在時間上具有異常持續性。1980年至2014年，中印兩國的經濟增長比美國的經濟增長稍顯不穩，但遠遠高于后者的增速起到了緩沖作用。其間，有5個年份美國實際GDP出現下降。盡管發生了亞洲金融危機、全球金融危機以及歐元危機，但其間中國經濟哪一年都沒有出現負增長。印度經濟也沒有。
持續追趕式增長
那么，為什么兩位哈佛大學教授斷定這兩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經歷的情況很反常呢？
薩默斯和普里切特以丹麥為例來說明，僅基于長期趨勢的94年增長預測并不太離譜。但丹麥在1910年已經是一個發達國家，其人均收入超過西歐平均水平，相當于美國人均收入的四分之三。94年后，丹麥人均收入水平達到美國的80%。就對亞洲巨人的情況作出推論而言，丹麥在1910年已經是一個富裕小國的事實轉移了人們的注意力。
時間序列回歸往往會漏掉結構突變。當中國機構從上世紀70年代末堅定地大規模走向市場經濟時，情況無疑就是如此。印度開始（部分）實行自由化是在上世紀90年代。
中國并非只是簡單地采取撒切爾或里根式的放松管制政策。中國人重新發現了私有財產權，重新發明了私營企業，并重新開放對外貿易，以期趕上現代科技。上世紀七十年代使用簡單的均值回歸預測技術會完全漏掉這一點。使用這種技術也沒有看到目前實現持續追趕式增長（盡管增速放緩）的潛力。
文章稱，現代游客很容易忘記中國當年的貧困狀況。根據安格斯·麥迪遜對歷史上GDP的估算，1820年美國人均GDP比1978年中國人均GDP還高。30年后，中國人均收入趕上了大蕭條前美國的水平。根據中國目前機構的質量判斷，中國可以達到美國生產率水平的三分之二——變得比較富裕，但仍落后美國邊疆30年。乘坐磁懸浮列車前往上海的游客也許看不到這一點，但搭乘夜間大巴前往安徽農村地區的人們認識到中國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全球化提供機會
長期趨勢并不能保證能預防政策失誤或市場沖擊。正如大蕭條前的美國一樣，中國目前也面臨巨大的經濟和金融風險。薩默斯和普里切特就此對我們進行了及時提醒。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經濟沖擊涉及的政治因素可能發揮的作用是預測中國經濟增長方面的最大未知因素。
中國領導層認真對待歷史的方式令澳大利亞或美國這種比較年輕的國家難以想象。過去一個世紀，美國首次成為超級大國。對中國而言，不成為超級大國將成為歷史反常現象。
事實上，中國的崛起可以更好地被視為人口規模與經濟規模密切相關的世界重新崛起。先是在歐洲，后來在北美，新技術和新能源切斷了這種聯系，導致國家財富出現極端不平等。所以，今天的美國人口數量僅占全球4%，GDP卻占到16%。
文章稱，技術和制度在全球擴散為貧窮但人口眾多的國家提供了追趕機會。中國GDP也占全球16%，但人口數量卻占到全球20%。指望這成為其天然休息處——這是大家都按照全球趨勢增長的結果——也許是亞洲恐懼癥的癥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