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公平性課題
中國的經濟改革還存在無法僅僅通過提高效率來解決的問題，那就是公平性問題。中國的貧富差距正在持續擴大。作為計算貧富差距的重要工具，“基尼系數”為“0”代表全體成員收入相同，相反，為“1”則代表1人（1個家庭）獨占了所有的財富。基尼系數越接近1則代表社會的貧富差距越大。
發達國家的基尼系數多為0.3左右，日本為0.379（2011年，由日本厚生勞動省統計得出），如果基尼系數超過0.4 ，則被視為對貧富差距的不滿很容易引發社會騷亂。14年1月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基尼系數為0.473。而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于14年7月公布的調查結果則為0.73（2012年），屬于非常危險的水平。
為了改變不平等問題，政府肩負著財富的再分配職責，但是在原本應該是貧困者朋友的社會主義體制下，這似乎變得很難做到。因為富人多為體制內部既得利益階層。削減自身的利益，將財富分配給貧困者的政策將招致體制內部的反對，貧困人的聲音難以被反映到政策上。
調節貧富差距直接關系到經濟增長。個人消費在GDP中所占比重方面，美國為70%，日本為60%，韓國和臺灣也在50%左右，而中國大陸長期以來僅為35%左右。要想擴大內需，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有必要調節貧富不均的情況。中國的經濟改革不得不同時解決效率性和公平性這兩大課題。
韓國和臺灣走過的路
之前，憑借被稱為發展型獨裁的體制取得成功的是1960年代至70年代的韓國和臺灣。韓國總統樸正熙、臺灣總統蔣經國充分利用政治的力量，借助自上而下的政策發展了經濟。不僅僅是引進了外資，而且培育了與政權關系密切的財團和公營企業。
韓國和臺灣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人均GDP超過5000美元之后，高速增長告一段落。此外，帶來低成本勞動力的“人口爆發”也止住腳步，而在一直依靠接近政治而實現發展的財團和公營企業，效率低下問題也開始凸現。隨之而來的是民主化運動。
在轉向民主主義體制的時期，獨裁時代那樣的穩定局面消失，由于政治混亂的影響，經濟喪失了強勁勢頭。有一種說法叫做中等收入國家陷阱。在新興市場國家，隨著經濟增長帶來收入提高，勞動成本也將隨之上升。中等收入國家陷阱指的是，成本上升導致競爭力逐漸消失，增長出現停止的現象。韓國和臺灣看起來似乎都陷入了典型的中等收入國家陷阱。但是，此時民主化逐漸發揮了作用。
在韓國，與政權關系過于密切的財團的存在被重新審視，企業自主啟動了產業升級。三星電子和現代汽車不斷發展為世界性企業。在金大中總統的領導下，風險企業的培育也受到重視，類似聊天應用程序LINE母公司NAVER的互聯網企業也異常活躍。與此同時，臺灣的情況也如出一轍。厭惡獨裁政治而逃往美國的人們紛紛重返臺灣，相繼投身于IT（信息化技術）產業。從美國回來的人與IT之都美國硅谷關系密切，不斷將臺灣變為半導體和個人電腦的尖端地區。
在經歷長達20年的政治和經濟改革之后，韓國和臺灣擺脫了中等收入國家陷阱。透過這一經驗，可以看到掌握經濟改革成敗的歸根到底是政治改革。中國是否必須像韓國和臺灣那樣，走上長達20年的改革的艱辛道路？不，在巨大的中國，或許將成為更加長期的壯大事業。中國的結構改革已經啟動，但得出真正的答案將在很長時間之后。
本文作者為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日經中文網）編輯委員 村山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