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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貨幣為核心的亞洲經濟外交正在風雨突變。一方面日本和韓國終止了緊急情況下通融美元的貨幣互換協議，另一方面英法德意宣布將加入由中國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傳統型的日美合作似乎已無法應對存在感日益增強的中國。

　　人民幣可能超越日元

　　出現轉機的第一幕是今年2月日韓貨幣互換協議的終止。日韓一直在分階段減少2012年10月曾高達700億美元的貨幣互換規模。持續14年的協議受到舊日軍從軍慰安婦等政治問題影響而終止，也從事實上說明日韓貨幣互換協議存在不穩定，僅僅因為外交關系惡化就導致協議終止。

　　韓國一方面終止了日韓貨幣互換協議，另一方面卻延長了與最大貿易對象國中國的協議。由于在貿易結算時越來越多的情況使用人民幣，對韓國等國來說，與中國締結貨幣互換協議有助于獲得實際利益。

　　在國際貿易結算和匯款方面，2014年12月人民幣支付所占比例為2.17%，在不到2年的時間內上升了1.5個百分點，從全球第13位攀升至第5位，有可能超越日元。有國際金融界人士稱“(與中國簽訂貨幣互換協議)中國能在危機時提供美元”，這增強了各國與中國簽訂協議的吸引力。

　　第二幕是中國主導的亞投行的形勢。“這種時候歐洲國家總是搶在前面”，在英國宣布加入亞投行之后，日本政府相關人士如此抱怨。原本是一塊鐵板的日歐美7大工業國(G7)在英國宣布加入亞投行后，已經開始出現裂痕。

　　追溯這一系列動態的發展，就會發現日美應對的不力。

　　日韓貨幣互換協議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啟動的國際金融安全網之一。在這個時期，日本曾力爭創建亞洲貨幣基金組織(AMF)。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微博](IMF[微博])向亞洲各國提供資金援助的行動非常遲緩，所以日本曾探討成立獨立于IMF的機構。但美國擔憂在亞洲影響力下降，強烈反對而使之擱淺。

　　當時的問題仍對現在產生著影響。在日本與亞洲各國簽署的貨幣互換協議中，兩國可自主動用的限額僅為總額的30%。其余均以IMF援助為前提使用，易用性很差。

　　易用性差產生影響

　　日本2013年5月與泰國和馬來西亞就簽署雙邊貨幣互換協議達成共識，但實際上已過去近2年卻仍未實現。日本財務省國際局的一名官員表示，“目前也在為簽署協議展開協調”，但“雙邊貨幣互換協議”難以實現的原因被認為對于兩國來說，即使與日本簽署貨幣互換協議，實際發生貨幣危機時也難以利用，帶來的益處很小。

　　要想讓貨幣互換協議易于利用，需要有和不熟悉亞洲局勢的IMF劃清界限的機制，但日本“擔心因此和美國關系緊張”(日本政府相關人士)。在左右為難之際，中國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主導的貨幣圈不斷擴大。

　　日美合作在應對亞投行時并未有效發揮作用。

　　亞洲開發銀行(ADB，簡稱亞開行)作為向亞洲基礎設施提供資金的國際機構，于1966年在日美主導下設立。亞開行計劃自2017年起將融資額度增加50%。不過，增資仍被擱置，這是因為自有資本的方針是通過由面向低收入國家的基金加以整合等等加以確保。

　　使用這一方針也是因為日美兩國強烈擔憂如果增資時中國出資比例擴大，中國的發言權將隨之提高。在為防范中國發言權擴大而擱置增資之際，歐洲國家也積極參加的亞投行將于今年底成立。

　　日本副總理兼財務相麻生太郎在3月17日的記者會上被問及是否參加亞投行時說：“需要協調各方意見”，并表示G7該就如何對應加入亞投行一事進行磋商。

　　或許的確應舉行G7各國的磋商。但在亞洲經濟外交中，G7兩大核心的日本和美國尚未完全拿出能順應時代變化的新戰略。如果這一點無法取得進展，未來有可能再次陷入被動。

　　本文作者為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日經中文網)中村亮，小倉健太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