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報道，中國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簡稱：亞投行）的誕生為世界銀行（World Bank）寫好了訃告，并且隱晦地提出了一個問題：美國是否仍然有意且有能力領導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而另一家總部位于華盛頓的布雷頓森林（Bretton Woods）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卻呈現出另一番景象。它似乎即將邁入第三紀元，并將在這個紀元中成為一家不可或缺的機構，催生“新平庸”（new mediocre）時代被認為必要的全球經濟改革。

　　人們的注意力集中在布雷頓森林機構以及美國的全球領導力是否在走下坡路上。英國《金融時報》曾在一篇社評中警告稱，由于亞投行吸引到了美國的一些最堅定的盟友，世行被邊緣化的風險已經加劇。但這掩蓋了“隔壁”正在發生的、同樣意義深遠的變化。IMF已從全球金融危機中走出來，實力還得到了增強，而亞投行引發的爭論掩蓋了IMF充當“新多邊主義”旗手的抱負。

　　拉里-薩默斯（Larry Summers）舉了一個有代表性的例子，來說明機能失調的美國執政精英階層未能接受中國日益增長的經濟影響力會有何后果：他認為亞投行的誕生與IMF改革僵局有關。與其新競爭對手不同，世行受制于“基礎設施項目上的普遍限制”。更為根本的是，共和黨主導的美國國會堅持不予通過已達成一致的IMF治理改革，這些改革將“更接近于給予中國、印度等國家與其新經濟實力相稱的IMF表決權份額”。但這種“世紀末”的心態有點過頭了。

　　正如艾倫-貝蒂（Alan Beattie）3月份在英國《金融時報》上所辯稱的，且不說中國將美國的盟友納入亞投行是在示強還是在示弱，世行與IMF的命運可不是捆綁在一起的。它們都不是美國衰落的有力證明。當世行艱難地重新界定自身角色和突出地位時，IMF正在向前看。聚焦國內事務的美國國會阻撓了IMF的治理改革，使得美國在IMF的否決權及其事實上的領導地位未受任何觸動。雖然在可預見的未來取得突破的可能性很小，但IMF并未陷入世行那樣的合法性危機，盡管IMF自身的領導層表示此次改革對該組織的效力與合法性至關重要。

　　自2010年實現機制復蘇以來，IMF在一些傳統上被認為超出其能力和授權的政策問題上已嶄露頭角。IMF還擴大了其核心職能。這一時期，它簽署了逾35項新協議，并在應對歐元區危機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它遠沒有被邊緣化。現在，IMF的監督包括深度介入各國國內金融領域，以及通過其定期的溢出效應分析發布的公告——這類分析會檢視系統性國家和地區對彼此的影響和對全球穩定的影響。在此基礎上，IMF還將自身重塑為一個辯論的支點，辯論主題包括婦女在經濟中的作用、不平等帶來的經濟挑戰、為緩解氣候變化而必須實施的緊迫能源政策改革、財政可持續性、乃至如何應對瘟疫以防影響到經濟。

　　IMF國際貨幣與金融委員會（IMFC）最新公報中的一段話，揭示出IMF使命的悄悄改變有多么重要的意義。IMFC呼吁IMF擁抱“新的多邊主義、以求得可持續的未來”。這突顯出為了支撐全球經濟，IMF的核心職能正在發生怎樣的改變。薩默斯揭示出了這些改變的劃時代意義：放棄當前這種“讓‘借款’國承擔調整責任”的制度，轉而發展“一種讓‘盈余’國也分擔責任的對稱制度”。與世行的許多模仿者不同的是，IMF目前并沒有可行的替代者（正如我去年為beyondbrics欄目撰文時提到的那樣）。IMF還提供全球公共品，比如重大技術援助和大幅加強的監督，這些都是難以復制的。IMF所設想的治理改革步子不大。該組織的決策仍將由最富國家合力操控，或許正是這一特點最能保證IMF的未來。

　　人們普遍認為今年將是決定下一代的經濟、發展和氣候目標的一年，7月份的聯合國[微博]發展融資（Financing for Development）峰會、9月份的可持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峰會和12月份的氣候變化大會（COP21）將議定這些目標。IMFC在其上月舉行的半年度峰會上，敦促IMF“為直至2030年及以后的可持續發展建立一個新的全球框架”。IMF必須提高“宏觀金融彈性，增加收入調動，幫助填補基礎設施空白，強化能力建設，并推動包容性增長”，同時要加強其在性別、不平等、衛生乃至脆弱國家項目上的努力。聯合國會議的事情就說到這里。正當IMF在“尼克松沖擊”（Nixon shock）終結布雷頓森林體系后找到新角色時，我們可能即將迎來一個新的IMF時代。但似乎沒什么人注意到這一點。

　　注：本文作者在布雷頓森林項目（Bretton Woods Project）任IMF與金融項目經理。

　　譯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