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新常態下，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的動力之源是什么？投資作為過去高速增長的重要支撐力量，在新常態下應怎樣發揮作用？
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
去年年末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指出，投資依然是經濟發展的關鍵。然而，目前在認識上存在的一個誤區是，很多人傾向于把投資與產能過剩等同起來，因此提出要以消費拉動經濟增長，投資占比應當下降。其實，消費的增長有賴于居民收入的增長，這又取決于勞動生產率亦即供給能力的提升，為此應不斷提高技術水平和人均資本存量，而這些都要靠投資來實現。
從靜態看，當年的投資就是當年GDP的一部分，這是各地區或各經濟部門努力追求投資增長的原因。但從動態看，投資卻存在有效與無效之分。只有有效投資，才能切實提升有效供給能力，亦即為未來奠定符合市場需求的產能基礎和技術條件，從而為投資者包括人力資本投資者帶來合理穩定的凈利潤。反之，如果投資無效，則意味著它在以后各年無法產生凈利潤，那么這種投資雖是本年GDP的一部分，但卻相當于投資者進行了一次“等值消費”，與真正消費的唯一區別就在于不產生正效用而已。顯然，如果繼續在無效投資上追加投資，只會導致產能過剩。但若認為更多投資必將帶來產能過剩亦不正確。
從結構角度看，在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中，投資趨同亦即投資向少數行業的集中，是不容忽視的關鍵因素。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市場對各類物資、產品的絕對需求旺盛而有效供給低下，因此市場的空間巨大。然而，由于物質資源相對匱乏，市場的投資活動難以在所有產業中同時展開，僅能向若干產業集中，借以通過規模效應來實現擴張并盈利，再經由溢出效應帶動其他關聯產業發展，最終推動經濟快速增長。可見，此時投資趨同度越高，市場資源的使用愈有效，經濟增長就越快，整個社會的存量資本及物質基礎逐漸夯實。然而，隨著最初發展的產業產能持續擴大，其利潤空間逐漸狹窄。此時，如果市場機制足夠完善，那么資源將會自動配置到其他利潤豐厚的產業部門，投資開始進入“去趨同化”過程。不同產業之間逐漸形成相互的溢出效應，即互為直接或間接的投入來源或產出去向，這將使規模效應從最初發展的產業領域外化到相關行業領域，于是經濟得以躍升至新的上行區間。反之，如果此時市場的作用機制不充分，再加上先驗式的政策導向和金融支持等，將導致投資的過于趨同，資源無法分流，而是主動或被動地向最初發展的產業過度集中，于是無效投資激增，產能出現結構性過剩，整個市場的有效供給能力下降，最終使經濟增長跌入下行區間。
可見，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投資趨同度是一國保持經濟較快增長的關鍵，宏觀上過于趨同的投資結構將導致市場資源的無效使用，從而有礙經濟發展。還需強調的是，最優的投資趨同度是一個動態概念，它取決于一國的既有稟賦資源和市場供需條件。因此，某一時期下的最優投資趨同度在另一時期下可能是過度或是不及的。
“去趨同化”是新常態下投資
有效推動經濟增長的前提
對投資趨同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判斷符合多國經濟發展的客觀事實。根據筆者對OECD主要國家（美、英、法、德、日、澳等國）過去30多年數據的測算，隨著投資趨同度提高，各國經濟增長率均會呈現先增后減的規律，表現為一個倒U形曲線。
在我國，這一關系也得到了極強的經驗支撐。具體而言，在1978年至20世紀末的20多年間，我國經濟表現出明顯的投資趨同特征，主要反映在農林牧漁、能源類及交通運輸業等領域，而這些領域的年均增加值增速也較高，在其帶動下，經濟增長率達到了年均8.7%的水平。進入21世紀以來，由于加入WTO使出口條件得到改善以及住房的商品化改革，我國投資結構出現了新特點，即除了傳統的能源類行業之外，投資資源開始向制造業和房地產業匯聚，整個經濟呈現“高投資、高趨同”的顯著特征，并對其他產業產生明顯的溢出效應，其結果是2001-2008年間出現了年均10%的高速增長。根據測算，我國投資趨同度與經濟增長率的關系已于2008年前后到達倒U型曲線的拐點，然而近年來的投資趨同度卻仍一直處于上升態勢，加之全球金融危機又打破了我國既有的市場供需格局，這進一步加劇了過高的投資趨同度對經濟增長的負面作用，表現為相關產業供給過多而消費增長乏力的矛盾局面。此時，如果市場配置資源的機制完善，那么投資將自動完成“去趨同化”過程，逐步進入新的增長軌道。但事實是，我國的市場機制尚不夠完善，而且“當年投資產生當年GDP”的短期思維根深蒂固，這使我國的投資趨同度隨后仍一直盤踞在高位，與之伴隨的恰是2010年后經濟增速的下降。
上述事實表明，投資能否在新常態下繼續起到推動增長的關鍵作用，取決于“去趨同化”過程的順利實現，這進一步要求市場在配置資源的過程中起決定作用。但反觀我國過去高增長階段的發展歷程，投資的趨同往往伴隨著政府有形之手的明顯介入，其側重點在于解決“當年GDP”問題。當然，無可否認的是，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僅靠市場的無形之手難以將有限資源匯聚于優勢部門以形成規模效應，此時由政府提供協調機制以使資源實現集中配置就尤顯必要。但當經濟步入較快增長階段時，政府應逐漸成為完善市場機制的建構者和監督人，并將配置投資資源的職能交還市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