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1月27日電（刁云嬌） 世界經濟論壇（冬季達沃斯論壇）2016年年會于1月20日至23日在瑞士小鎮達沃斯舉行。每年的世界經濟論壇年會都有來自數十個國家的千余位政商界領袖人物參加。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增長，世界經濟論壇上出現了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家面孔。今年，就有包括阿里巴巴馬云、聯想楊元慶、華為孫亞芳、百度張亞勤等多位中國企業家出席此次論壇。
能來參加這個一年一度的達沃斯論壇的企業都是在其所在行業或國家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可以想象的是，每年出席達沃斯論壇的企業大咖們的“金句”都會被廣泛關注和熱議。
下面就為大家盤點一下歷屆論壇上出現的中國企業家，看看他們都說了什么。
2016年
沈南鵬（紅杉資本全球執行合伙人）——他提到現在中國所處的環境對于具有創業精神的管理團隊來說有著巨大的吸引力，“首先，我們有資本；第二，我們有很好的市場。除了這兩個條件以外，我們還有一個軟的因素，就是我們要有自己的一定的人才的儲備。去管理它們，去整合它們。”
徐井宏（清華控股董事長）——他認為工業4.0時代需要探討的是如何將現代的互聯網技術和傳統的制造技術融合起來，形成新的發展模式。中國在互聯網領域已經有了非常不錯的表現，但是在先進制造領域與西方國家仍有一定的差距。“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推進，中國制造2025戰略的推進，我想我們未來幾年在（縮短中西制造業差距）方面會有比較快的步伐。”
田寧（盤石網盟創始人）——“盡管一些傳統企業正在苦苦支撐，但正是這些中國傳統企業成為所謂的第四次工業革命的主力軍。”“中國市場潛力無限，但是，世界市場更加廣袤無垠。”田寧說道，這是他對盤石公司全球擴張計劃的信心和決心。
張房有（廣汽集團董事長）——“解決產能過剩的問題要通過新一輪的兼并重組去掉低效產能，發揮好有效產能。”
2015年
董明珠（格力電器董事長）——“過去中國的經濟增長可能就是靠給別人貼牌加工，就是人家來料了，技術是別人的，什么都是別人的，然后你就按照他的要求做個東西而已。今天是不一樣的，今天強調的是我們創造東西。”
馬云（阿里巴巴集團董事長）——“電子商務最關鍵的是信任。之前很多外國人和我說中國用關系做生意，但互聯網不需要關系。沒有信用系統，就沒有互聯網。”
任正非（華為創始人）——“我從來都沒有認為美國對我們不好，美國從一個弱國變成大國，因為開放，華為要跟他們學習開放”。華為在世界上的地位不是要把誰當競爭對手，未來社會是個很復雜的社會，我們要去確定未來的思想理論結構是什么，我們沒有把任何人當敵人，要共同創造世界。
2014年
姜建清（中國工商銀行董事長）——“國內理財產品已經納入監管之內，不屬于影子銀行范圍。未來加強對理財產品的監管至關重要，提高透明度和信息披露，對銀行銷售行為進行監管甚至處罰。此外還應加強對投資者的教育。”
王健林（萬達集團董事長）——“國家之間有強有弱，無論簽署什么貿易協定都難做到真正的平等。”“對于中國而言，在世界經濟競爭中應該更多減少初級產品的出口，從而減少與其他國家的貿易摩擦，同時還要加強國內消費市場的建設。”
2013年
王石（萬科董事長）——“在經歷綠色化、住宅產業化的轉型后，萬科真正持續的增長2016年才開始”。近年王石淡出萬科管理層，過著近乎隱士的游學生活，王石說，痛并快樂的校園生活給他帶來了新生。他堅信，個人修行在潛移默化中，能為企業注入發展動力。在從新的角度審視萬科時，他看到了萬科未來的方向。
張欣（SOHO首席執行官）——她認為，房地產行業的洗牌已經開始。“我覺得行業調整已經發生了，未來的一段時間還會發生。”
2012年
陳鋒（海航集團董事長）——他表示，海航總是在危機還未到來之前事先做好準備，在危機當中找到機會發展，并強調企業想要持續經營發展需要抵抗各種各樣的誘惑。
吳厚剛（大連獐子島漁業集團董事長、總裁）——“我們的企業缺乏的其實不是資本，而是人才。我強烈地感受到，中國的企業太缺乏全球化和市場化的人才。在世界面前，我們還是小學生。”
2011年
魏家福（中國遠洋運輸集團總公司總裁）——“中國和其它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在持續健康地發展，這就是形成的共識。最大的風險大家也有共識，就是貿易保護主義，這是一個比較大的風險，它會直接影響正在復蘇的方向。同時，哪個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嚴重，哪個國家的人民就業就會受到傷害，這一點是我一直在致力宣傳的。中國以開放的心態面向世界，我們也希望發達國家同樣用包容的心態來對待中國發展起來的企業走出去，為他們提供稅收和就業。”
柳傳志（聯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裁）——“中國經濟想要由消費來拉動，最起碼得讓中國人有錢。他建議政府更好地藏富于民，讓農村的勞動人口收入更高，而這可以幫助中國企業更好地‘走出去’。消費成為經濟的主要拉動力后，很快會使中國變成全球一個發展最快的市場，這樣的話，不但能給中國企業，而且給國際企業一個非常巨大的商機。”
高西慶（中投公司總經理）——“通脹前景使長期投資變得困難。”“理論上，我們是長期投資者。但（眼下）你無法真正抱持10年眼光進行操作。”針對發達國家普遍存在的對中國投資的“恐懼”，他指出，“我們在發展中國家并沒有看到這種情緒。”他表示，這是中投將重心從發達國家轉移至發展中國家的因素之一。
2010年
苗耕書（中國外運集團董事長）——“雖然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則是通用的，但一些西方企業在全球金融危機期間發生的問題，卻源自‘執行不力’。”在他看來，西方企業的一些董事不是由股東選出來的，而是由管理層選出來的。由此他得出結論：“我們認為，是否能夠有效經營一家公司與社會制度無關。”
王建宙（中國移動董事長兼CEO）——“金融危機給商界帶來了較大的影響，包括有形的和無形的。”他舉例稱，中移動受到的有形的影響就是由于出口下滑導致農民工大量返鄉，公司的長途電話業務量明顯減少。而無形的影響就是由于危機影響到投資者信心，股民對財務業績的關心還不及對一些新聞、傳言的關心，一些傳言就會影響到股價，這是一個信心的問題。
2009年
朱民（中國銀行副行長）——“中國的消費能力在去年增加了21%，但比起投資還是少的。”不過他認為，中國啟動內需還需要很長時間，“過去10年中國沒有談過刺激消費，接下來中國會在增長模式上帶來更多的平衡發展。”
楊凱生（中國工商銀行行長）——“和美國救市方案相比，中國政府的經濟刺激政策就很‘干脆、清晰和明確’。現在信心比什么都重要，相信中國政府的經濟刺激政策會起到巨大的提升信心的作用并收到實際效果。”
李連杰（壹基金創始人）——“做慈善需要的不是激情，而是理念上根本的改變。不是說哪個地方受災了，人們受到了周圍氛圍的影響，于是一時激動沖動，捐了錢，之后慈善又與我們無關了，又再次成了富人的事情。”
（編輯：田阿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