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鋒資料圖
海外網3月24日電近一年多來的物價低位運行使得中國經濟被通貨緊縮的陰影籠罩。CPI在2015年全年同比上漲1.4%，創(chuàng)下2010年以來最小漲幅。PPI更是表現不佳，截至2016年2月已連續(xù)負增長48個月。通縮被認為是2016年中國經濟面臨的最大風險，而其主要成因則指向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的不匹配。
如今，供給側改革成為“十三五”規(guī)劃確定的發(fā)展主線。化解通縮風險，結構性改革尤其是作為首要任務的去產能如何破題？宏觀調控會否走向寬松？我國經濟能否避免通縮風險全面實現“十三五”？北京大學國家發(fā)展研究院教授、宏觀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盧鋒在接受海外網財經專訪時表示，無需陷入對通縮的恐懼和對大規(guī)模經濟刺激的呼喚。剝離超經濟力量的過度干預，使市場在去產能過程中發(fā)揮更充分的作用，是化解通縮風險的關鍵所在。
物價走低是化解過剩產能的市場機制
近幾年來媒體報道上頻頻出現對中國經濟的通縮警示。2011－2012年就有“中國經濟已經開始進入通縮”、“當前處于極嚴重的通貨緊縮狀態(tài)”的尖銳評論，后來則表述為“通縮風險加劇”、“通縮繼續(xù)蔓延”。也有觀點認為以上結論并不成立。中國經濟究竟是否已經進入通縮？
盧鋒表示，爭議源于對通縮的不同定義。如果按照主流觀點將CPI負增長作為通縮的標志，顯然中國經濟尚未進入通縮。而如果看到盡管CPI不是負增長，但PPI已經連續(xù)48個月負增長，可能就會認為中國經濟通縮早已存在。
“比物價低位運行更值得關注的是其背后的原因。”盧鋒注意到PPI中各項分類價格呈現的物價下降的結構性，“現在價格顯著下降的產品其實就是過去顯著上漲的，也就是說目前的結構性和經濟過熱階段的結構性是有聯(lián)系的。”
他進一步解釋道，物價走低的背景是中國經濟的周期和結構性雙重調整。在本世紀之初，中國經濟經歷了一輪強勁增長，伴隨巨大成就也出現了過度問題，現在到了需要調整的時期，曾快速上漲的煤價、鋼價、鐵礦石價格等就面臨下滑。另一方面，低端的加工貿易以及鋼鐵、煤炭等行業(yè)已經難以持續(xù)推動經濟增長，經濟結構調整的壓力也會引起物價下降。
因此他更多地將物價低位運行看作一種化解產能過剩的市場機制。對于當前媒體上頻頻出現的通縮預警，他認為需要重視，但不必過分擔心。
不過，CPI數據在近幾個月出現了一些變化，截至2016年2月已連續(xù)4個月回升，2.3%的增長率創(chuàng)下2014年7月來新高。盧鋒表示，這使得物價下降壓力暫時舒緩，但若將其解讀為趨勢性的回升也為時尚早，不排除這是由于房地產市場價格異動帶來的短期波動，還需繼續(xù)觀察。
去產能關鍵在于剝離超經濟力量干預
結構性的產能過剩指向了結構性地去產能。作為2016年五大經濟任務之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任務，去產能成為化解通縮風險的有效手段。盧鋒認為，這其中的關鍵在于剝離過去超經濟力量提供的保護，讓市場化調整到位。
他表示，在市場經濟背景下，去產能主要通過價格變化等市場機制實現，市場本身存在一套淘汰機制。產能過剩、物價下降使企業(yè)普遍盈利困難，但也成為倒逼企業(yè)創(chuàng)新升級、提高效率的推手。在此過程中，效率和素質低下的企業(yè)將逐漸難以為繼，退出市場。但是中國目前往往有來自地方政府、企業(yè)債權方等方面的保護性干預延長了企業(yè)不必要的生存，影響了市場的優(yōu)勝劣汰。
“資源重新配置優(yōu)化是度過經濟周期下行階段的必經之路。”盧鋒表示， “我不太習慣用‘僵尸企業(yè)’的說法，人為確定哪些企業(yè)一定要退出，這本身也很難分辨。關鍵是要把市場紀律建立起來，對市場主體一視同仁，當企業(yè)在資不抵債、無法生存的時候就自然要退出了。”
問題的核心在于市場和政府的關系，事實上這也是轉型中國時常面對的現實矛盾。盧鋒指出，在經濟困難時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yōu)勢往往非常突出，政府較好的規(guī)劃和執(zhí)行能力能夠帶來內需的快速增長；但對優(yōu)勢的過度發(fā)揮也伴隨弊端，政府干預偏多、干預方式不當的現象普遍存在，成為產能過剩、投資項目浪費的部分原因。
“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fā)揮政府作用’的內容至關重要。”盧鋒強調。他同時表示，兩者之間如何平衡不能抽象地一概而論，還需就事論事，如某項基礎設施將由政府建設、由地方市場建設，還是政府和市場一起采用PPP方式進行。
大規(guī)模刺激無需出現
通縮風險之下，宏觀調控是否應該大受刺激，甚至超常寬松？對于表述為“新一輪經濟刺激政策”、“4萬億2.0版”的政策解讀或預期，盧鋒認為，不應過度恐懼通縮，將所有的物價下降都看做經濟大蕭條的表征，實施激進寬松政策，否則很可能事與愿違，造成更困難的經濟局面。
“‘4萬億2.0版’等大規(guī)模刺激決策的可能性非常小，事實上也沒有必要。”盧鋒表示，4萬億刺激有金融危機的特殊歷史背景，在產生一定積極作用的同時也帶來教訓，由于透支需求使經濟在之后承壓。“大規(guī)模刺激或許在短期內有效，但很可能導致幾年后更困難的局面。”
但是可以適度增加穩(wěn)增長力度。財政預算赤字率從2015年的2.4%提高到2016年的3%，在盧鋒看來是必要且可行的。貨幣政策由于存在資產泡沫因素不便做得過多，而財政政策具備更加積極的潛力，比如中央財政有較大調節(jié)空間，財政政策對減少和增加支出的選擇使其天然具有結構性。“把擴大的財政赤字用在正確的地方，對宏觀經濟企穩(wěn)能夠產生作用。但是這顯然和4萬億大規(guī)模刺激，比如貨幣放水、十大產業(yè)振興、透支性投資刺激不同。”
在盧鋒看來，實現“十三五”關鍵要看戰(zhàn)略的執(zhí)行決心以及政策落地情況。他強調，十八大以來中國的經濟政策基本方針是符合邏輯、有針對性的，堅持正確的政策方針、堅持改革趨向并將其執(zhí)行到位至關重要。另一方面，即便是好的決策也難以將情況考慮周全，需要不斷研究新情況、新問題。大的方向選對了，然后“逢山開路，遇水搭橋”。
“等不得，也急不得，該做什么做什么。”這是盧鋒給出的答案。（孟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