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12月29日電（記者 田阿萌）“在討論金融的時候，我們得有信心。我們可以這么講，在當前的中國，新的人口紅利正在出現，新的改革正在推進，而且改革是連續性的。”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28日在2016中國網財富管理論壇上表示。
談金融環境：要有信心 新的人口紅利正在出現
厲以寧稱，在討論金融的時候，我們得有信心，我們要看到我們身邊正在發生變化，而身邊發生的變化，我們對它的后果是很難預計的。都說中國人口紅利已經沒了，中國的改革紅利也用得差不多了，枯竭了，中國就被唱衰了，這是影響中國也影響投資者。我們可以這么講，在當前的中國，新的人口紅利正在出現，新的改革正在推進，而且改革是連續性的，不是一段時間就結束了。
他指出，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了正在改革的許多方面，所有這些改革都是更好地促使新人口紅利的出現，新改革紅利的出現。
厲以寧強調，要正視網絡交易對金融業的巨大沖擊。網絡交易使經濟產生了三個重要的變化：一是經濟運轉的幅度大大加快；二是信息化時代使金融服務方式和投資人的行為方式發生了巨大變化；三是信息化為金融增添了許多平臺，使得人們的金融交易成本降低。
談貨幣政策：中國的經濟新常態是穩中求進
厲以寧在談到新常態下的貨幣政策時指出，“最近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了很多重要指示，新常態下的貨幣政策應該保持穩定，應當保持穩健、中性，這四個字非常重要，穩健、中性，不是一般的貨幣政策要保持中性，而是穩健中性。經濟也是這樣，我們對于經濟可以這樣形容，2017年的經濟怎么走，穩中求進，穩中求進不等于進中求穩，進中求穩還是把重心放在進上面，中國的經濟新常態是穩中求進，對金融也是這樣的，穩健中性，首先是穩健。”
“在新常態下，貨幣政策的目標應該是什么？這個有不同的看法，有爭論。因為長期以來，對貨幣政策的目標都放在這個上面，根據經濟增長率確定貨幣流通量，這是貨幣學家的觀點，但好幾十年，很多地方都在參考著。這個看法總的來說可以作為參考，但光把貨幣政策的目標定在根據經濟增長來定，可能過度狹隘的。”厲以寧在演講中談到。
現在供給側方面的結構性改革不一定是從需求方面入手，而主要是在供給側方面，銀行應該把扶持制造業，調整結構放在重要的位置。貸款重點應該放在制造業上，制造業的貸款中，如果能夠把制造業做得更好，不斷有新產品、新功能出現，對整體來說是重要的。
“我們談宏觀調控的時候，不但要注意供給側的，而且要讓經濟有活力，這是貨幣學派沒有談到的問題。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要讓經濟有活力。經濟有活力實際上是制度問題，產權保護穩住大家對財產的信心，能夠使之增加活力。我們一定要在這方面做到公平，公有經濟產權要保護，民營經濟產權一樣要保護，這就是公平。這對增加活力是有作用的。”厲以寧說。
厲以寧認為，貨幣的發行如果采取穩健中性，就應該看到貸款不在量來講，貸款要把新產品、新功能這些推到前面去是有作用的，所以我們要防止過分的緊縮，過分的緊縮對經濟的害處可能比通貨膨脹要大，因為各國歷史也表明了這樣一點，它不是短期內增加一點貨幣就能解決的。
談外匯匯率：監管加強是必要的 不用過度驚慌
談到金融風險的由來時，厲以寧表示，金融風險是經濟學界關注的重點，當然也有分歧。金融風險原因在資本市場發生大的振動，估計投資者在尋找機會，同時在國際投資者的活動之下，金融的波動使廣大投資者感到驚慌。防范之道在于，怎么樣把資本市場管理，不要讓資本市場發生不正常的大的波動。
厲以寧稱，“外匯市場上對人民幣的炒作，導致人民幣大幅度貶值，引起人們的恐慌。可以這么說，現在外匯市場加強監管是必要的，但這也不用過度驚慌，因為它畢竟還是有規律可循的。應該打擊那些造謠者，加強對他們活動的監管，這很重要。”
在演講中厲以寧指出，“金融要改革，必須走市場化的道路。金融必須市場化，但絕對不能自由化，自由化是錯誤的。最典型的例子是新古典學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就占了主流地位，新古典學派講政府不要干預，但它是極端的。利率不要限制，匯率不要管理，一切聽之自然，市場會調整的。結果1929年大危機爆發，這個觀點被認為是錯誤的。因為金融自由化帶來了金融危機。今天金融要市場化，但不是自由化，利率該管要管，匯率該控制就要控制，這樣對中國更有利。”
（編輯：富文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