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關于中國企業成本和稅費負擔的大討論引起關注。一時間，“死亡稅率”、“高稅負逼走制造業”、“稅高費更甚”等觀點噴涌而出。事實究竟怎樣？企業負擔如何減輕？在開年首個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李克強總理表了態：“最近有聲音認為企業稅負過高，其實仔細掰開來算細賬，主要是企業的非稅負擔過重。企業成本高在哪兒，還不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太高？”專家表示，破解制造業稅費成本高難題，需要“認認真真減稅，實實在在降費”。
板子不能全打“稅”
來自財政部的資料顯示，2008年，中國將企業所得稅稅率由33%降為25%，如果進行國際比較，這一稅率屬于中等水平。中國增值稅的標準稅率為17%，在世界上160多個實施增值稅的國家和地區屬于中間水平。這兩大稅種，約占我國稅收收入60%，是最重要的兩個稅種。
財政部財科所所長劉尚希指出，與發達國家比，中國的宏觀稅負其實不算高。但若單就制造業和美國比，中國企業承擔的稅負的確高些，因為稅制不同，美國以家庭、個人繳稅為主，企業繳稅為輔；而中國主要對企業征收，因此有中國企業繳稅更多的印象。
對于業內出現的“死亡稅率”說法，吉林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李政認為，稅率高低是相對的。如果漏損率低，并與公共服務相匹配、與國家發展階段相匹配，即便稅率高也可能是合理的。如果漏損率高，并與公共服務不相匹配，即便是稅率低也可能是不合理的。單純從稅率高低無法判斷企業的負擔。
負擔頑疾在于“費”
導致企業稅負壓力大的根源究竟在哪兒？制度性交易成本，主要是指企業因遵循政府制定的各種制度、規章、政策而需要付出的成本，如環評、能評、清潔生產、土地等一系列審批成本，是一大塊。多位專家對企業稅費成本調研的結果，與李克強總理的結論不謀而合。
北京工商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周清杰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從上市公司年報或企業自行披露的費用來看，中國的各類‘費’非常多，且不透明。這既包括明面上的費，也包括各類尋租和灰色成本。‘費’沒有法律來規定，其中不規范的地方就更多。”他認為，而且由于費的征收具有相對隨意性，這就為企業的成本和收益預期帶來不確定性，讓投資環境中增加了不確定的因素，不利于新投資的進入。
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張軍認為，這些非稅的負擔不僅是指為獲得資源、土地和融資而支付的實際價格，也包括了政府向企業收取的名目繁多的附加費。很多中國的企業，特別是私人企業，比國有企業支付了更高的代價去獲得土地和融資等，增加了企業的成本。久而久之，這些都可能動搖中國制造業的相對優勢。
破題要內外兼“治”
對于稅收，財政部回應，“下一步，我們將繼續強化‘放水養魚’意識，在落實好現有的減稅降費政策的同時，著力完善稅收制度，研究新的減稅降費措施，進一步減輕企業負擔。”
財政部回應稱，對于繳費多的問題，財政部還將與有關部門進一步清理規范涉企收費，再取消、調整和規范一批行政事業性收費項目和標準。
1月4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還決定，在本屆政府已取消230項中央指定地方實施的行政審批事項基礎上，再取消民辦學校招生簡章和廣告備案核準、棉花加工資質認定等53項許可，取消與法律資格認定、鐵路運輸基礎設備生產企業審批等有關的20項中介服務事項。
李政認為，認認真真減稅，實實在在降費，才能夠切實為企業家營造一個良好的、具有競爭力的創新創業環境，才能有效應對人力成本上升的必然趨勢，降低我國制造業企業總成本。
“稅費改革一定要進行。但是從企業的自身反應來看，這個過程相對慢一點。在這種情況下，企業要保持競爭力，就應該主動出擊，有所作為。對于制造業來說，重點還是樹立品牌，通過科技創新、管理創新，提高自己的制造水平和回報率。”周清杰說。（李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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