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的話】 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關系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中等收入群體堪稱社會和諧穩定的基石，是構筑可持續發展的“橄欖型”社會結構的基礎。隨著我國進入發展新階段，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成為經濟社會轉型的重大課題，成為影響可持續發展的重大因素。那么，如何判斷經濟轉型中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現實性？如何以穩定制度預期為重點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如何以結構性改革破解中等收入群體擴大的結構性矛盾？……圍繞上述“三問”，我們約請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對此進行解答。
一問
如何判斷經濟轉型中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現實性？
當前，我國正處于經濟轉型升級的歷史新階段，經濟結構變革的趨勢性特點比較突出，經濟結構還有較大調整空間，這將為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提供重要機遇。
其一，產業結構變革趨勢與中等收入群體擴大。產業結構升級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重要前提。推動產業結構轉型，社會結構才會隨之發生變化。產業結構轉型將引發人們工作方式的變化，形成新的現代職業結構。“十三五”時期，我國的產業結構正從工業主導向服務業主導轉型，服務經濟的創新發展正在引領制造業的轉型升級。估計到2020年，服務業占比將可能達到58%左右；到2030年可能達到70%左右。產業結構升級將深刻改變就業結構與提升就業收入。估計到2020年，服務業就業占比將有可能從2015年的42%提升到50%左右。產業結構的轉型有利于白領勞動群體的大量涌現，意味著中等收入群體不斷擴大的發展空間。
其二，消費結構變革趨勢與中等收入群體擴大。當前，中等收入群體消費的“升級型”特點相當突出，并成為推動消費結構從物質型消費向服務型消費為主轉型的內在動力。估計到2020年，城鎮居民服務型消費占比將有可能從當前的40%左右提高到50%左右。消費結構升級不僅將催生新供給、新產業、新業態，還帶來較高收入的就業機會。比如2016年上半年，教育、娛樂、醫療保健等服務行業用工需求均同比增長。這些行業的收入水平明顯超過傳統服務行業。可以預期，消費結構升級及制造業服務化的快速發展，將為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提供新的空間。
其三，城鄉結構變革趨勢與中等收入群體擴大。從現實情況看，中等收入者很大一部分來自城鎮，未來，促進廣大農民和農民工群體的社會流動，是進一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的有效途徑。目前，在城鎮化快速發展并且加快轉型的新階段，估計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有可能每年提高1至1.2個百分點，到2020年可能達到60%左右。隨著越來越多的農業轉移人口進入城鎮，其就業形態將日趨多元化，收入來源日趨多元化，收入水平不斷提高。未來幾年，如果做好頂層設計、加強政策督導、落實優惠舉措、相關改革取得突破，一部分農民和農民工就有希望成為擴圍中等收入群體的生力軍。
二問
如何以穩定制度預期為重點擴大中等收入群體？
總的看，經濟轉型升級為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帶來重大機遇。從社會關注的焦點看，要把這個機遇轉變成為現實，關鍵是要穩定制度預期。一方面，城鄉居民的財富存量不斷增長，成為中等收入群體有所擴大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如果財產權處理不好，將導致中等收入群體的波動性增大，并由此拉大貧富差距。
第一，扭轉實體經濟的結構性失衡，穩定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當前，股票和房產已經成為相當部分中等收入群體的重要財富載體。近幾年，金融和房地產領域“脫實向虛”傾向較為突出，金融和實體經濟失衡，這不僅加大了金融體系風險和實體經濟融資困難，也增大了中等收入群體的不穩定性。振興實體經濟，實現資本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的平穩發展，既是經濟運行中的重大挑戰，也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重大任務。
第二，增加農民財產收益，使部分農民進入中等收入群體。客觀講，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最大空間在農村。擴大農村中等收入群體，當務之急是在嚴格農村土地用途管制和規劃限制的前提下，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堅持土地公有制性質不改變、耕地紅線不突破、糧食生產能力不減弱、農民利益不受損的底線，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落實承包地、宅基地、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的用益物權，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增加農民財產收益。
第三，提升產權保護的制度化與法治化水平，穩定中等收入群體的制度預期。所謂“有恒產者有恒心”，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公有制經濟財產權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經濟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當前，產權制度改革要與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同步推進，比如，盡快建立并完善有利于企業家創新創業的激勵約束機制，依法保護企業家財產權和創新收益；創新勞動力產權制度，在條件成熟的企業盡快實行規范的員工持股，讓更多有能力的企業員工能夠憑借自身的技術、管理以及勞動力產權獲得財產性收入，并形成企業與員工的命運共同體；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為知識產權資本化創造有利的制度環境。可以說，完善的法治化產權制度是現代市場經濟的基石，也是擴大、穩定中等收入群體的重要保障。
三問
如何以改革破解中等收入群體擴大的結構性矛盾？
經濟轉型升級的趨勢性變化蘊藏著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巨大潛力。問題在于，當前制約中等收入群體成長的結構性矛盾還比較突出。總的看，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要以城鄉結構、教育結構和稅收結構變革為重點，通過結構性改革破解中等收入群體擴大面臨的結構性矛盾。
一是加快城鄉結構變革，在城鄉一體化中使部分農民和農民工進入中等收入群體。在這一過程中，要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完善再分配制度，建立公平可持續的社會保障體系。一方面，要增強公共政策的普惠性，讓新型城鎮化、戶籍制度改革、土地流轉制度創新、精準扶貧等政策更好惠及廣大農民工。另一方面，還要激發社會組織個性化、低成本的優勢，增加服務供給。
二是加快教育結構變革，在提升人力資本中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教育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關鍵因素所在。當前的突出矛盾是：一方面，每年有700多萬大學畢業生，其中一部分面臨就業難、學非所用的突出問題。2016年本科生畢業所找工作與所學專業相關度較低。另一方面，制造業轉型升級急需的實用型、技術型人才嚴重短缺。日本產業隊伍中的高級技工占比達到40%，德國達到50%，而我國僅為5%左右。面對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需要通過教育結構改革和教育市場開放，加快形成創新型、開放性、專業化的教育體制，形成全社會辦教育的社會環境，形成與經濟轉型升級相匹配的人力資源結構。由此，使具有創新意識、專業技能的勞動者有條件進入中高收入群體。
三是加快稅收結構變革，形成有利于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新稅制。合理的稅收結構能夠降低中低收入者稅負，并且增強中等收入群體的自我認同感。適應經濟轉型升級大趨勢，培育中等收入群體，需要逐步改變以間接稅為主的稅制結構，提高直接稅比重。此外，擴大以財產稅為重點的直接稅征收范圍和征收力度，有利于降低工薪階層稅負。
總之，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是一場深刻的經濟社會變革。它對推動結構性改革釋放轉型新動力、對破解世界性的“中等收入群體焦慮”、對推進引領經濟全球化都有著多方面的重大影響。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需要一個堅實的制度底座，也需要一個開闊的上升空間。無論是經濟轉型升級的時代背景，還是正在進行的全面深化改革，都給中等收入群體開啟了前所未有的良機。遍觀世界，我們的執政黨保持著“讓人民更幸福”的初心，我們的人民保持著勤勞肯干的本色，只要堅持以“提低、擴中、限高”為主題的制度創新，橄欖形社會可期可成。（作者遲福林系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 來源：經濟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