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7月26日電 據英國《經濟學人》報道，就在最近，摩西·卡貝特·比貢（Moses Kibet Biegon ）急需一筆貸款，原因風刮跑了他家的房頂。他從肯尼亞西部城市凱里喬的Imarisha儲蓄與信貸合作社借到了這筆貸款。Imarisha將其57000名儲戶的存款以各種形式貸出去，如學費、企業項目或像比貢修房頂這樣的個人貸款。Imarisha還建立了一個用于補助醫療費用的基金賬戶。此外，所有的成員者能從Imarisha的投資項目（如在2016年投入運營的購物大廈）獲得紅利。
像Imarisha這樣的儲蓄與信貸合作社（SACCOs）堪稱非洲版的信貸聯盟：合作組織由成員共同擁有，通常以社區或工作場為基礎進行組織。有些屬于農村自助團體，成員只有幾十個，安全系數高；有些則擁有強大的分支網絡和靈活的移動應用。專為肯尼亞教師提供服務的 Mwalimu National是儲蓄與信貸合作社最大的競爭銀行，甚至也購買了一家銀行。
Mwalimu的老板Robert Shibutse認為，合作社模式使金融“更加人性化”。不過，儲蓄與信貸合作社不僅僅只有拳腳功夫。在肯尼亞，合作社的實力最為宏大，較之與普通銀行和小額貸款機構，它們能為土地、住房、教育和農業提供更大金額的貸款。據世界銀行的估算，在肯尼亞所有的住房信貸中，儲蓄與信貸合作社以及其它合作社提供的貸款超過90%。在盧旺達，合作社的儲戶數量是銀行儲戶的兩倍。加納和坦桑尼亞的合作社儲戶數量也在不斷增加。
儲蓄與信貸合作社之所以能扮演慷慨借貸者的角色，一方面是因為儲戶之間通常要么是同事關系要么是鄰居關系。這就使得借貸者更容易判斷風險、催促還款以及服務大眾百姓，而后者往往是普通銀行不愿過多涉及的。儲蓄與信貸合作社填補了農村借貸的“空缺”， Lance Kashugyera這樣說道。Lance領導烏干達的一個政府普惠金融項目。在肯尼亞，儲蓄與信貸合作社的利率通常要高于其他銀行，但是儲戶有權選擇是否出借，通常來說，他們可以最多借到三倍于其儲蓄金額的貸款。2016年，肯尼亞最大的儲蓄與信用合作社的貸存比率為109%，即借貸的外來資金數量超過其儲蓄資金數量。“貸款的需求非常高，而人們的儲蓄意識很薄弱。”烏干達一家儲蓄與信貸合作社的工作人員這樣感嘆道。
在烏干達，最大的危險來源于官員收禮。2005年，政府承諾在每個次級縣設立至少一家儲蓄與信貸合作社，提供捐款與低息貸款等援助。于是當地有錢人風風火火地成立合作社，用以收錢。合作社成員們將借貸看作是執政黨的一種施舍，幾乎不打算償還貸款。當現金借完了后，儲蓄與信貸合作社就破產了。“它們都很政治性質的，” 伊甘加區的James Lubambo嘆氣道，一口氣列出了當地11家最近破產的儲蓄與信貸合作社的名字。
事實上，儲蓄與信貸合作社的現狀通常反映了一個國家的政治。2016年選舉中，烏干達總統約韋里·穆塞韋尼(Yoweri Museveni)在坎帕拉表現不佳后，親自向該市的儲蓄與信貸合作社發放了1億先令面值(折合28000美元)的支票。相比之下，一項調查顯示，在盧旺達，盡管有四分之一的成員是出于公民義務感才不得不加入，高效但專橫的政府仍從零做起，成功建立起一個儲蓄與信貸合作社。
對于政府來說，提供幫助的辦法有更多。其一是堵住監管中的巨大缺口，在某些國家，這些缺口與其他非金融合作社捆綁在一起。即使是偶爾的失敗和欺詐也會損害公眾信心。2010年，肯尼亞為“吸收存款”的國內最大的儲蓄與信貸合作社創造了一個新的監管機構：它正在逐步實施資本條件的要求，但是資金仍十分缺乏。經過十多年的討論，烏干達于7月1日提出了一套新的規則。它還在運行一個為期七年的項目，將對小型農村儲蓄與信貸合作社領導人提供培訓，以更好地管理儲蓄和信貸。
此外，也還有其他難題。銀行貸款的利率上限加劇了對信譽良好的借款人的競爭，肯尼亞的儲蓄與信貸合作社面臨著受擠壓的壓力。他們還需要適應移動銀行業務，這些業務能幫助銀行接觸到以前只屬于儲蓄與信貸合作社的客戶。盡管如此，合作社的模式仍與眾不同。比貢懷疑一家銀行是否會為他的屋頂維修提供資金。他表示，儲蓄余與信貸合作社是“我們的希望”。
（編譯：張璽元 編輯：王旭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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