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BWCHINESE網站9月9日發表程實《經濟危機的“七年之癢”》文章指出，回望過去，筆者以為，全球經濟之所以在“七年之癢”的時候還會面臨新危機的洗禮，要歸因于“四種忽視”。

短暫的激情，無論是興奮還是恐懼，終將在長久的平淡中化去戾氣；長久的平淡，無論是甜蜜還是苦澀，總會在短暫的激情中先破后立。

自2007年次貸危機爆發至今，危機已走過七年，其間一波三折，有過崩潰，有過反彈，有過二次探底，有過超然轉機，如今站在七年之癢的敏感關口，幾多平淡的漸進復蘇又在醞釀著新一次激情四射的危機再起。

諸多跡象表明，全球經濟和國際金融市場正處在風險集中爆發的前夕：第一，在美聯儲加息預期廣泛形成的背景下，美國國債收益率不升反降；第二，在地緣政治動蕩頻繁發生的情況下，國際油價未見上行；第三，全球主要經濟體均出現了異常羸弱的增長數據，美國經濟第一季度、日本經濟第二季度大幅萎縮，歐元區經濟第二季度再陷停滯；第四，做空美股的聲音和行動不斷加強；第五，新“冷戰”格局漸有成形之勢。

七年之癢是道坎，對人生和經濟都是如此。

全球經濟能否邁過這輪風險爆發的坎，目前還尚未可知，但至少可以確定，風險爆發總是具有破壞性的，復蘇趨勢恐將又一次弱于市場預期。

面對七年之癢這道坎，與其為不確定性的未來擔憂，不若放平心態，重新審視已然作古的過去，從歷史中竊來火種，為未來的前行照亮方向。

回望過去，筆者以為，全球經濟之所以在“七年之癢”的時候還會面臨新危機的洗禮，要歸因于“四種忽視”。

一是忽視了穩定。危機以來，全球政策始終扮演著救火隊長的角色，無論是2009年大衰退中的急速財政刺激，還是2010年偽通脹后的爭相上調利率，亦或是2011年二次探底后的大力量化寬松，政策制定者始終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為要義。

雖然短期政策效果斐然，但長期來看，經濟金融的穩定性喪失了，宏觀調控本身甚至變成了經濟波動的最大外生沖擊。對長期經濟發展而言，增長穩定性比增長力度更重要，穩定的增長才能夯實潛在增長水平不斷恢復和提升的基礎，狂躁的起起落落只會鼓勵不必要的投機行為，給復蘇平添波動性風險。

二是忽視了政治。全球性金融危機帶來的一個伴生趨勢就是，經濟話題變成了全球范圍內的核心關注點，當絕大多數目光都集中在經濟指標上時，本因具有決定性的政治要素反而被忽視了。這種忽視帶來了三種結果：其一，各國政策內視性增強，經濟利益沖突悄然成為了政治沖突的導火索；其二，經濟結構變化和政治結構變化出 現不協調，新興市場經濟崛起并未帶來相對等的政治影響力提升；其三，地緣政治風險在忽視中加速積聚。

這三種結果正將全球帶進一個沖突加劇的博弈年代，而一旦政治風險取代經濟風險成為核心風險，風險爆發將更容易失控，因為政治協調遠比經濟協調要困難。

三是忽視了等價交換。付出未必有回報，但回報必然意味著付出，或遠或近。2007年以來，全球經歷了次貸危機和歐債危機，憑借著連續的政策發力，全球經濟避免了大蕭條式的崩盤。

應該說，復蘇是一種回報，但全球經濟也需為這種回報付出代價，而代價就是政策“消化期”的到來。對于發達國家而言，需要消化的，是刺激性政策已到瓶頸之后，經濟復蘇無力可借的虛弱感；對于新興市場而言，需要消化的，是并不必要的刺激性政策帶來的各種金融風險，包括匯率風險、信貸風險和資本大進大出風險等。

四是忽視了底線。經濟發展的底線，是長期可持續的經濟增長，而不是短期經濟金融的非理性繁榮。暴風驟雨般的危機讓政策制定者和市場主體都或多或少地忽視了這一底線，進而帶來了各種風險。

首先，宏微觀層面的短視傾向十分普遍，人們過度聚焦于短期，預期反而呈現出常態性偏離現實的異動特征，經濟行為失慎的可能性 加大；其次，全要素生產力并未受到足夠重視，危機對全球經濟潛在增長水平的傷害未能得到有力修復；此外，資產市場恢復得比實體經濟更快，經濟金融脫節風險 以新的方式重新生成；最后，以鄰為壑的短期功用被非理性放大，全球化退潮悄然成為趨勢。

應該說，這些風險都為危機的反復和再反復埋下了伏筆。

總之，現在看來，危機反復的七年之癢似乎已經難以避免，只有正視 “四種忽視”，反思非理性的政策取向和市場偏好，這個七年之癢才算沒有白白經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