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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浪財經訊 北京時間12月4日消息，哈佛教授、前IMF[微博]首席經濟學家肯尼斯-羅格夫(Kenneth Rogoff)撰文指出，“安倍經濟學”基本已經被證明為失敗，主要原因是結構性改革未能取得太大進展，尤其是在擴大日本勞動力規模問題上。羅格夫認為，刺激政策可以在短期內支撐需求，但無法解決長期結構性問題。

　　以下是羅格夫評論文章全譯：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近期的政策決定讓日本再次成為爭議的焦點。這些政策包括大規模擴大貨幣刺激、推遲提高消費稅以及12月中旬提前大選。問題很簡單：如何讓一個老齡化的發達國家在金融危機之后恢復增長？要解決這個問題卻絲毫不簡單。現在很明顯安倍改革的第一輪，也就是所謂“安倍經濟學”，未能制造持續的通脹。原本希望經濟持續復蘇，結果卻是連續兩個季度的負增長。接下來的問題是，“安倍經濟學2.0”能否讓日本經濟重回繁榮軌道。

　　我個人的觀點是，“安倍經濟學1.0”的“三支箭”基本屬于對癥下藥的正確之舉：通過“不惜一切代價的”貨幣政策來恢復通脹、提供財政政策支持、通過結構性改革來提升長期增長。然而雖然黑田東彥掌舵的日本央行[微博]盡了全力，“安倍經濟學”的其他兩支箭卻遠遠沒有達到預期。

　　供應面的改革并未取得太大進展，尤其是在如何擴充勞動力大軍這一關鍵問題上。隨著人口不斷老齡化和萎縮，日本政府必須想辦法鼓勵更多女性參與就業，吸引年長者留在勞動力大軍中，并推出對家庭更友好的勞動力政策。更重要的是，日本需要為移民創造更友好的環境。

　　日本在移民問題上也并非毫無進展。由于2020年東京奧運會臨近，日本政府已經成功清除障礙、引入外國建筑工人(不過這一決定還必須通過多個部門才能得以落實)。但總的進展非常緩慢。日本亟需更多護士和護理人員來照顧日益龐大的老齡人口，但體制和政治上對移民的抵觸根深蒂固。

　　我曾經向一些學術界的日本朋友問起安倍的供應面改革措施。第一次問的時候，他們回答說：“別擔心，它們很快就來了。”過了一段時間，他們說：“別擔心，它們正在到來——但比較慢。”最近，大家一致認為：“別擔心，我們依然認為它們正在到來。”希望如此吧。沒有結構性改革，尤其是在勞動力市場，“安倍經濟學”不可能獲得長期成功。

　　今年4月提高消費稅的時機選擇也很糟糕。不過安倍可能很難推遲這一時間，因為在他就任之前，提高消費稅就已經以全面政治協議的方式確立了。盡管如此，安倍政府原本可以通過更為激進的財政刺激來抵消提高消費稅的短期效應。而現在，連續兩個季度的負增長已經產生了很糟糕的心理影響。

　　的確，負增長部分屬于幻覺，因為此前的繁榮是日本家庭為應對消費稅提高、提前購買耐用消費品所推動的。這一點似乎很少在公開討論中被提及。但大的形勢沒有變：“安倍經濟學”到目前為止未能扭轉通縮局面。

　　提醒大家，日本龐大的政府債務和養老資產缺口是大問題。只有最冒進和野蠻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才會建議當局忽略這些問題。就目前來講，風險仍是概念性的，日本10年期國債收益率低于0.5%。但這并不意味著日本的債務問題無關緊要。這么說就好像說一家高杠桿對沖基金徹底安全一樣。風險可能還很遙遠，但并非可以忽略不計。我們想想看，如果日本央行真的成功地讓公眾相信通脹將會持續達到2%的平均水平，10年期利率還會只有0.5%嗎？

　　另外，萬一其他因素——比如新興市場增速急劇放緩——造成全球實際利率大幅上升，或者日本債務風險溢價上升，結果會如何呢？基本上，日本能夠經受住這些沖擊，但因此否認日本的脆弱性是愚蠢的。一家對沖基金可以選擇破產，但一個大國不能這么做。實現財政可持續性要求最終提高消費稅，當然日本不應該等到國際投資者開始懷疑其決心之時。問題在于時機和策略。推遲第二次提高消費稅看起來像是在加速推動“安倍經濟學”與維護長期可信度之間做了一個很好的折中。

　　但這把我們帶到日本更深層次的問題。單是需求政策不足以防止日本再出現一個失去的二十年，更別說帶來黃金十年二十年了。人口下降是引發日本1992年金融危機和隨后漫長衰退的關鍵因素。日本依然是一個富裕國家，但其實際人均收入已經低于許多其他發達國家，包括英國，更是遠低于美國。

　　日本的經驗對于歐洲非常重要，其中最主要的一點是，刺激政策雖然短期可以支撐需求，但不能解決長期的結構性問題。如果“安倍經濟學2.0”不能深入進行結構性改革，那么其效果比最初的版本也好不到哪里去。

　　(松風 編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