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經濟圈規劃尚未落地，相關區域房價已呈上升勢頭，引來產業空心化等擔憂。

固安、保定房價上漲不足擔憂。這相當于股市題材短炒，有了首都經濟圈、第二機場、副中心等概念，房價短期躥升。從長期來看，隨著首都經濟的成型，以中心城市的核心為圓點，房價呈水波紋向外擴散。東京也好，首爾也好，莫不如此。

真正要擔心的是重走珠三角等城市老路，利用身份不平等，形成級差地租，把本地居民培養成不思進取的食租群體。

珠三角成功地使自己在WTO時代嵌入全球經濟鏈中，分享快速發展所帶來的財富。自發的城市化沒有伴隨該有的制度變革，帶來的后遺癥嚴重，當地居民、村集體建造廠房、宿舍，輕易獲得不菲租金，如果被征地，他們將獲得一筆高昂的征地補償。在租金利益之船上，在當地打工的人除了工資沒有分毫所得，從港臺來的企業家或者大量圈占便宜的工業用地，試圖從實業家轉變成食利群體，或者暫時支付租金對當地沒有依戀，一旦市場發生變化，立馬尋找更低廉的生產基地。成為食利群體的多數人，喪失了斗志，喪失了市場嗅覺，視租金為理所當然。

一個社會沒有理所當然的天然食利群體，食利群體的出現必然阻撓城市群的發展。珠三角等城市群正飽嘗類似痛苦，當貿易紅利逐漸消失，產業結構開始騰籠換鳥，才發現既無專業的產業工人，又缺少百折不撓的企業家，也沒有正確的制度來激勵市場的發展。

對保定來說，如果幸運降臨到頭上，在話題提出20年后真的成為承接北京市部分央企、部分產業的中心，可以想象，當地就像突然發了一筆橫財—有消費能力的群體進入城市，順利融入北京產業集群，北京的某些資源可以“與有榮焉”—還有比天上掉餡餅更幸福的事嗎？

在一定程度上，保定、廊坊等地可以像當初的珠三角各城鎮一樣，成為食利城市，擁有當地戶籍的人順利晉升為食利群體。“北漂”無法在北京市內存身，源源不斷地進入外圍城市居住，制造產業鏈在香河等地鋪開，當地居民借機建造城中村、建造倉儲廠房宿舍，等著租客上門。當地人蹺著腿，打著小麻將，等著悲催的外地打工者進入羅網。

時勢不同，食利型的城市、食利型的生財之道絕不應、也不會再現于當下。

WTO時代中國貿易拍馬當先拉動當地GDP的經濟結構已經不復存在，大量資金、企業進入固安等地重建制造產業鏈，還不如在中西部城市、甚至在東南亞尋找更便宜的安身立命之所。北京周邊需要創新經濟、綠色循環經濟，固安等地除了離北京近一些，在市場制度變革、人才儲備等方面乏善可陳。而現在資金與企業看中的就是成本，制度與人力環境，就目前的軟硬件來看，進入廊坊或者固安，與進入成都、武漢等城市沒有太大區別。

城市群內部面臨嚴峻的制度挑戰，其中京津冀面臨的挑戰最大。中國沿海三大城市群，珠三角星羅密布的小城市更接地氣，具有草根市場屬性，城鎮之間的經濟差距相對較小，不存在區內大城市黑洞般的絕對吸引力；其次是靠大資金、大物流支撐的長三角城市群，群內有數個500萬人口以上的大型城市，遍布蘇南浙南等地，無錫、蘇州、杭州、南京等城市之間，區別不會太大。只有京津冀城市群，內部差距最大，汪洋大海的小農經濟圍繞著兩座驚人的特大型城市北京與天津，這兩座城市尤其是北京，對周邊地區而言具有魔術般的吸引力。這既是優勢也是劣勢，優勢在于保定等城市的洼地效應，很容易吸引產業資金進入，劣勢在于由于區間城市差距過大，導致區內要素流通不暢，企業與投資者不會聽從號召主動從北京遷居河北，至今區內的差距沒有明顯縮小。

缺乏市場屬性、缺乏有效溝通的城市群，只能是上下關系或者主仆關系，每個城市盼著新機場離家門口近一些，輕軌從北京出發有個站可以停留在家門口，這個產業歸我，那個產業歸你。這就像吃大戶家的肉，沒有人知道，該把北京的哪部分央企總部分出去，又該分到哪座城市。

京津冀各城市間的戶籍、福利藩籬拆除后，市場會做出自己的選擇。一些早有藝術家落戶的小城市更適合成為藝術中心，有大產業的地區必有暢通的軌道、公路、水路交通，有聚集在一起的物流公司與金融機構，河北的重化工業在嚴厲的環保壓力下，會催生出環保產業。

食利的城市化，食利的居民，使城市封閉、小氣到可笑的地步，如杭州將蕭山、余杭兩個縣并入市區后，仍然在招工等方面寫著“蕭山、余杭除外”，只有堅決地拆除城市的隱性圍城，讓城市成為人流物流自由之地，城市才能回歸正常的商業經濟屬性，才能擺脫食利道路，走向權責利相稱的健康軌道。

至于房價漲跌，不必掛心，只要央行掌握穩健的貨幣政策，只要稅費合理，只要去除食利群體，價格就是市場的事，市場說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