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8月1日凌晨消息，外媒近日刊文稱，對于金融市場來說，阿根廷最新的違約事件很容易就會被其無視，原因是針對此事而展開的美國法庭上的司法沖突、阿根廷的政治狀況以及該國債務違約的過往記錄已經讓市場感到疲勞。

　　外媒稱，在美聯儲仍舊保持“鴿派”立場的形勢下，單單只是來自一個拉美國家的違約事件并不足以打破市場的平靜態勢；然而，市場的這種冷漠反應可能已經達到了一種“高水位線”。

　　在過去二十年時間里，新興經濟體的迅速恢復能力已經大幅增強。在2007年全球經濟危機過后的幾年時間里，主權債務違約事件十分罕見。但在今天，轉潮的時間可能已經到來；下一次再有發展中經濟體出現違約事件，其后果可能會比阿根廷的違約嚴重得多。

　　周三的違約將導致阿根廷經濟受到嚴重損害，并有可能令巴西等鄰國也受到波及。而除此以外，似乎還沒有什么理由能馬上引起更廣泛的市場擔憂情緒。

　　新興市場的債務可信賴度已經大幅提升，這從摩根大通編制的全球新興市場債券指數的構成中即可窺見一斑。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這項備受市場關注的指數中僅有不到3%的新興市場國家主權債券擁有“投資級”評級；到21世紀初，這一比例上升到了35%，而到2013年中期更是飆升至近70%的峰值。

　　這種評級狀況的改善所反映出的是多種強大的力量，比如說全球化、商品需求的增長以及以消費為主導的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等，正是這些力量推動者新興市場經濟體迅速崛起——至少在2007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前是這樣。

　　新興經濟體設法抑制了通貨膨脹，建立起了龐大的外匯儲備，改為實行浮動匯率，并降低了對外幣融資的依賴性。隨著這種形勢的發展，面臨最大麻煩的地區變成了歐洲：2012年希臘債務違約，成為了全球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主權債務重組事件。

　　然而，即使是考慮到歐洲——以及阿根廷——所面臨的困境，2008年底雷曼兄弟倒閉以來的主權債務違約事件也仍舊保持在令人驚訝的極低水平。

　　直到最近以前，對各國政府之間的債務違約紀錄進行對比還是件很困難的事情。但是，加拿大央行搜建立起來的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新數據庫則令追蹤1975年以來發生的主權債務違約和債務重組事件變得更加簡單。

　　這個數據庫表明，在2009年到2011年之間的全球經濟“自由落體”時期，僅有0.1%的未償還債務出現了違約。主權債務市場上的緊張態勢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債務危機中達到頂峰，當時一大批發展中國家和東歐國家都陷入了壞賬及其他債務違約的困境之中。在1987年，進入違約狀態的公共債務在總量中所占比例觸及5.6%的高點。

　　與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或十九世紀時的混亂形勢相比，最近以來的主權債務違約比例看起來也沒那么高。不過，由于金融體系和經濟體之間的差異，難以找到可靠數據的事實，再加上通脹因素等需要考慮的問題，對不同年代的違約比率進行對比是很難的。

　　但是，新興市場的財務實力可能已經達到了頂峰，未來將會回落。在危機時期，全球各國政府的可信賴度有所下降。過去12個月時間里，摩根大通全球新興市場債券指數中擁有“投資級”評級的主權債券所占比例也已經出現了下降，不過這可能反映了一些低評級債券進入該指數的影響，如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的非洲各國等。

　　其他一些本身雖小、但卻可以反映重大動向的事件也正在浮出水面。比如說，新興經濟體的外匯儲備已經不再擴張：根據摩根士丹利的計算，除了中國以外，全球新興經濟體過去一年時間里的外匯儲備基本上保持在3.7萬億美元左右不變。此外，信用評級服務機構也更加傾向于下調新興市場國家和歐洲各國的信用評級。

　　這并不意味著，下一波的主權債務違約事件已迫在眉睫。就目前而言，新興市場國家中公共債務與GDP總額之間的比率仍舊較低，而新近進入全球資本市場的非洲各國則得益于以往的國際債務豁免。但現在的風險則在于，金融市場的波動性正在增強，且新興經濟體正面臨著破壞性的資本流出。

　　去年，時任美聯儲主席的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暗示，該行將會開始縮減量化寬松計劃的規模，從而帶來了一波混亂形勢。在那時，土耳其等對外部融資依賴性最高的新興市場國家受到了最嚴重的打擊。

　　在以往，多種力量令新興市場的恢復能力得到了提升；但在今天，這些力量正在悄然退散。對于新興市場國家來說，如果想要渡過未來的金融風暴，那么就必須找到辦法來降低經濟不平衡性。畢竟，美聯儲的量化寬松計劃即將在10月份終結。

　　“當大潮退去時，我們將會看到誰構筑好了自己的防御工事，而誰卻沒能做到這一點。”標準普爾下屬主權評級委員會的主席約翰·錢伯斯（John Chambers）說道。

　　后阿根廷違約時代的市場已歸于平靜，但這種情況不會持續太久。（星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