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洪才教授認為，對外金融開放特別是資本賬戶對外開放過程中，存在一定的風險。資本賬戶對外開放，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前提條件，勢在必行。中國經濟融入全球化，資本賬戶不對外開放是不行的，但是對外開放過快、過急，風險得不到控制，那也不行。

未來10-20年，不加快資本賬戶對外開放，不加快人民幣的國際化，那么中國就要犯歷史性的錯誤，對不起子孫后代。因為那個時候，人口老齡化來臨，改革任務也基本完成了，資源紅利沒了，人口紅利沒了，改革紅利也沒了，中國怎么辦？必須在未來10-20年完成人民幣的國際化，不抓住這個機遇，就要犯歷史性錯誤。在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如果不注意防范外部金融風險的沖擊，不適應新的開放經濟體的復雜形勢，就要犯顛覆性的錯誤。特別是，更不能因為害怕犯顛覆性錯誤，而喪失歷史機遇。

美元崛起是在二戰之后，依照1944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美元和黃金掛鉤。全世界人都相信美元，因為美元和黃金掛鉤，一盎司黃金值35美元，是剛性的。但是后來，美國的承諾守不住了，就撕毀協議，搞浮動匯率制度。二戰之后，歐洲重建家園，美國提出馬歇爾計劃，向歐洲輸送美元，讓被援助國拿著美元去買東西，拉動美國出口。現在中國有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要支持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美元不能倒，美元倒了中國會跟著倒霉，中國外匯儲備跟著貶值。我們不能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但是，要讓國際社會相信人民幣，因為人民幣比美元更穩定、也有升值潛力。也就是要將人民幣與美元綁定，相信人民幣就是相信美元。同時也要讓美國相信，人民幣國際化有助于減輕美元責任和全球金融再平衡，在相當長時間里對鞏固美元地位都是有利的。

舉例來說，一些國家出現資本外匯擠兌，某些機構不看好該國經濟的未來前景，都要拋售該國貨幣，換回外匯，逃離出去。進口廠商這時候提前購匯，因為未來要貶值，提前購匯一年半年；出口廠商得到的外匯也不拿回來了，都停在海外，這就亂套了。這個時候，中國可以公開表態，一旦該國資本外匯出事，需要借錢，中國將會伸出援助之手。這個國家的客戶可能需要美元，而不是需要人民幣，這沒有關系。我們可以借人民幣給他，他拿人民幣購買美元，到時候再還我們人民幣，這叫“外匯三角運作”。這是一種創造，無中生有，創造了對人民幣的海外需求。

在美元都向美國回流的時候，美國國債收益率在下降，資產價格、債券價格在上漲，中國趁機把美元收益調回來一點，形成平衡，中國將美國國債變成現金，而且還能賺錢。把錢弄回來，中國自己這邊的外匯市場波瀾不驚。中國借出人民幣，然后客戶又拿這個人民幣從中國購買美元，結果人民幣供給沒有增加，也沒有減少，對沖掉了。但是中國人民銀行賬上的外匯儲備美元資產減少了，增加了對外人民幣債權，同樣是債權，幣種改變了，人民幣在升值，這樣做其實是把中國4萬億外匯儲備的負擔讓更多國家來共同承擔。

中國不能什么責任都扛在自己身上，4萬億外匯儲備是有用資源，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麻煩，讓大家分擔一點，中國壓力就會輕一些。有些國家借了中國的長期債務，可以10年、20年慢慢地還，將來沒錢還，可以向中國出口石油、天然氣，中國拿人民幣去買，然后這些國家拿著人民幣再還給中國。要讓外國相信人民幣，首先中國經濟未來還有二三十年發展機遇期，這對人民幣國際化是一個強有力保障；同時，也要巧妙地設計交易結構，比如“外匯三角運作”，創造條件促進人民幣國際化。

在中國金融開放過程中，要逐步加大放開對私人境外投資的資本管制。老百姓把手里的人民幣換成美元，再把美元拿出去到外面買房子，屬于在國外投資，沒有什么壞處，這叫藏富于民。這樣一來，中國人民銀行的外匯儲備就少了，壓力就小了，調控貨幣政策的空間就大了，自由度就大了，人民幣升值壓力也就小了。錢走出去了，人也走出去了，國民素質因此提高了，中國國際地位也會提高。世界上市場那么大，中國人那么聰明，又有錢，讓他們出去，符合現在國際化、全球化的潮流。擴大資本賬戶對外開放，有很多好處，可以把風險分散掉、轉移掉。

在對外開放過程中，要重新實現內外平衡。首先，增量上要把實現國際收支基本平衡作為基本政策目標，同時要盤活存量，把現有外匯儲備用好，用活。同時，通過政策創新來引導藏富于民，藏匯于民，藏匯于企業，讓他們分散風險、承擔風險，加快走出去，這對改善中國經濟內外平衡大有好處。政策上，可以征收托賓稅，也叫金融交易稅，就是資本進出國境的時候，征收1%的稅。這樣一來，短期資本、投機資本來炒作的話，就要掂量掂量了。要鼓勵長期資本沉淀下來，保證長期投資的安全感，把投機分子、見風使舵的人都清理出去。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不能由投機資本來決定，而是由長期外匯供求關系決定。保證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對實體經濟發展有利。征收托賓稅是一個好辦法，可以促進資本賬戶開放，但是放而不亂。

走出去的人民幣，也是人民幣，但已經不是本幣，而是外匯了。大家要適應人民幣作為外幣這個新的形勢，加快人民幣國際化有利于提升中國經濟的國際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