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中國經濟形勢至少應當有三個層面。一是數量層面。二是效益質量的變化。三是改革的進展。“只有全面觀察這三個層面以后，才能全面對中國經濟當前狀況以及未來發展有清晰的認識。”

●一個更講質量、更講效益、更注意環境保護和適度的經濟增長速度相組合的狀況，現在我們正穩步向這種狀況邁進，而且會在今后幾年繼續。

“去年我國經濟增長降到了7.5%以下，與這樣的GDP增長速度相配套的一系列宏觀經濟指標也出現了一些新狀況”，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揚日前在“2015年經濟形勢座談會”上表示，對這樣一個歷史性的變化，需要有深刻的、全面的、前瞻性的認識，更重要的是要看到經濟質量效益的提高，改革的推進。這才是新常態。

2014年中國經濟增長7.4%，通貨膨脹2%。如果把這兩個數字放在一起，應當說完美得無以復加，不過，李揚指出，問題是這樣的數據是在過去高達10%的經濟增速和4%的通貨膨脹的格局下，逐漸下滑得到的。“現在看起來進一步的下滑恐怕是不可避免的，很多人把這樣的下滑看成衰退的信號。這種看法肯定是不全面的。”

李揚認為，觀察中國經濟形勢至少應當有三個層面。一是數量層面。人們較多地關注經濟增長速度、物價水平、PPI、財政收支變化、貨幣供求、國際收支等方面，也正是這些數據的變化，使人們得出會進一步下滑的結論。這樣的結論有一些悲觀情緒，但這只是觀察中國經濟的一個層面。二是效益質量的變化。三是改革的進展。“只有全面觀察這三個層面以后，才能全面對中國經濟當前狀況以及未來發展有清晰的認識。”

經濟增速略有下降但質量效益穩步提高

李揚指出，關于質量的變化有幾點值得關注。比如2014年第三產業增長8.1%，超過了第二產業的增長0.8個百分點。“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化，經濟轉型的目標之一就是要提高第三產業的比重。提高第三產業比重的前提就是第三產業增長速度要超過第二產業，這個目標在2014年實現了。因此，保證了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48.2%，同比提高1.3%，高于第二產業5.6個百分點。這個變化是我們多年來追求的，2014年很明顯地實現了。最終消費支出對GDP的貢獻達到51.2%，比上年提高1.3%，超過投資對GDP增長率的貢獻4個百分點。這也是我們追求的目標，我們希望從投資增長型、外需引導型的經濟增長，轉變為內需引導型，這個變化在2014年也明顯地發生了。我們希望經濟增長能夠給人們帶來實際的好處，特別是能夠讓農村居民獲得好處，因此需要扭轉不斷增長的城鄉收入比持續擴大的趨勢，2014年中國城鄉收入比，比2013年來首次降到3倍以下。再比如這么多年的經濟增長，是在資源能源大量的消耗甚至浪費的情況下實現的，因此降低能耗，降低對資源的占用成為經濟發展的一個目標，這個目標應該說多年來沒有實現。但2014年GDP能耗下降4.8%，超出了預期0.9個百分點，單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5%以上，超過預期1%。工業增加值用水量是64.4立方米，同比下降5.6%，也就是說資源能源消耗方面有比較明顯的改善。還有效益的集中指標——勞動生產率，去年比前年提高7%。統計局在公布所有這些數字的時候首先公布了這個數字，勞動生產率提高了。新常態的一個關鍵變化是速度略有下降但質量效益穩步提高。

國際收支平衡方面。傳統體制兩大弊端：投資驅動、外需驅動。外需驅動表現為長期巨額雙順差，導致國際收支順差。但2013年基本平衡，所謂的“基本平衡”是國際收支差額占GDP比重低于4%，2013年是2.6%，去年進一步下降。而且去年出現了國際收支中，資本與金融項目的逆差。“很多媒體認為中國開始出現資本與金融項目逆差，這是中國經濟的危險信號。”不過李揚認為，這正是中國經濟轉型的信號，因為中國扎扎實實地開始輸出資本。過去我們也在輸出資本，但是以石油美元定值這樣的高流動性資產方式在輸出資本，今天我們在投資，這是一個戰略性變化。

此次，還有很多希望出現的變化在一些局部地區也出現了。比如在上海，2014年GDP增長7%，投資增長率6.5%。慣例是投資增長率2倍或者更多于GDP增長。比如國家15.6%的固定資產投資，GDP7.4%。上海首次出現GDP增長率高于投資增長率，也就是說GDP的來源在投資增長貢獻率下降的時候得到了其他支撐，找到了新的來源。

很多新的現象都在發生。“在看到經濟下行的時候，而且還有進一步下行壓力的情況下，我們要看到質量效益指標的提高，以及進一步提高的趨勢。這是觀察形勢的第二個層面。”

幾項重大改革正在逐步推進

新常態需要相對低的經濟增長速度，配以比較高的質量和比較高效益的組合才能努力實現的，需要依靠引領才能實現的。李揚認為，引領新常態只有依靠改革。觀察中國經濟形勢，必須有改革這個維度。

2014年重大的改革有哪些？第一個是行政體制改革，2014年行政審批制度減少300項。行政審批減少對中國來說是一件極大的事情。現在上海自貿區在試驗一個新的體制，實際上是兩句話，“準入前的國民待遇、負面清單，減少審批”。一面是上海自貿區在試驗這樣的新體制，另一面全國也在配合這個變化。這邊減少正面清單，那邊提供負面清單，全國范圍內逐漸減少負面清單。這樣的變化是非常扎實的，而且是很顯著的。

第二個變化是商事制度的變化。2014年，商事制度簡化了，對興辦企業的限制大規模減少了，人們辦企業、開公司、創業就容易多了。“聯系習主席、克強總理不斷說的要全民創業、全民創新，中央這樣的大戰略部署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怎么樣讓大家都創業？怎么樣在新情況下讓就業有新來源呢？必須在商事上比較簡單，不能像過去有那么多的限制。2014年，1300萬個新企業建立起來，其中大部分是中小型企業。一個企業吸納一個就業就是1300萬的就業。所以在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的時候，我們的就業還在增長就得到了合理解釋。

第三個變化是社會保障制度。去年年末啟動了社會保障制度并軌。在轉型過程中可能會有社會動蕩，為適應這樣的局面中央提出了“宏觀穩定、微觀搞活、社會保障制度兜底”，也就是認識到這個變化過程中會有社會動蕩。社會保障制度兜底中最重要的是一個“安全網”，這個“安全網”去年基本織就。安全網主要是失業問題、養老、醫療，這幾個制度基本比較完備。

第四個變化是自由貿易區有了扎實的發展。自由貿易區是最近幾年興起的處理國際貿易投資關系的制度架構，這個架構現在看起來超越了WTO，或者說可能替代WTO的一套處理國際商事的架構。最早提出的是以美國為首的發達經濟體，最早進入眼簾的是TPP，后來出現了TTIP。這些自由貿易區放在一起看，我們發現中國等廣大新興經濟體不在這個處理國際投資貿易關系的網絡內。這樣的戰略意圖是非常明顯的。面對這種情況，我們很快有了決定，TPP、TTIP在追求新的貿易規則，以這個為題目的新規則，今天我們自己做，自由貿易區發展到今天，我們在自己的國土上實現自由貿易規則，我們在上海自貿區施行，有經驗就可以復制推廣，現在復制推廣到三個省，這是非常積極的應對。同時和周邊國家，以中國為中心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加起來有二十幾個自由貿易協定。上海自貿區建設和周邊國家自貿區協定的陸續簽署，表明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一個正在崛起的社會主義經濟國家在發揮應有的作用。

第五個變化是去年全面推出的，現在還在穩步推進的財稅體制改革。財稅體制是國家治理體系的支柱之一。1994年經過一次大規模改革，但是經過20年已經不適應新形勢，我們需要有一個更為現代化的財稅制度體系，而且作為其他改革的制度基礎，這項改革宜在全面改革推出之初展開。

李揚最后說，對當前的形勢應當全面認識，不要說下行壓力大，確實數量下行趨勢存在，壓力有，但同時要綜合起來看，經濟質量效益的提高，改革的推進，這才是新常態。我們希望逐漸地過渡到一個更講質量、更講效益、更注意環境保護和適度的經濟增長速度相組合的狀況，現在我們正穩步向這種狀況邁進，而且會在今后幾年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