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今年兩會，地方債納入預算第一次寫進《政府工作報告》，防范和化解政府性債務特別是地方政府性債務風險成為熱點話題。地方債第一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釋放了什么信號？如何厘清對地方債的錯誤認識？新的地方債置換計劃是否會對經濟造成沖擊和影響？經濟新常態下，中國經濟新的增長點在哪里？就這些問題，本報記者專訪了全國政協常委、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厲以寧。

記者：3月5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到地方財政赤字數據。而與此同時，提請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審查的《關于2014年中央和地方預算執行情況與2015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的報告》中，地方債務與赤字也占據了重要篇幅。您認為這釋放出什么信號？

厲以寧：從中央釋放的這些信號可以看出，地方債務是可以存在的，并不是要一概加以否定。這里關鍵是要考慮三個問題：一是借的錢有什么用，二是能不能讓這些錢真正用到實處，三是借的錢怎么還。

客觀來看，現在的地方債務很多不符合這三個條件。有些地方領導為了使自己的GDP增大，不顧一切搞一些項目。有的項目建成以后，就變成污染型項目，破壞生態環境；有的項目建成以后，跟原來的預料是不一樣的，是賠錢的項目，老百姓的生活也沒有得到改善。最要緊的還是第三個問題，原來地方想通過賣土地還債，但是土地不能賣了怎么辦，土地賣的錢不夠了怎么辦，這其中還會出現很多管理不善，甚至貪污、受賄等各種各樣的問題。所以老百姓對地方債務形成一種不好的看法。這才是問題所在。

既然地方債客觀存在，面對地方債今后怎么辦？首先要符合法律。地方發債要根據《預算法》進行監督，而且還要有一套程序。這套程序如果能符合的話，經過各種審查，地方政府應該受到約束，受不到約束是不行的。

另外，靠什么還是個大問題。很多地方政府當時借錢就沒準備還，總以為中央政府能兜底。中央這次表現出“鐵石心腸”的態度，也是在提醒地方政府，今后地方舉債一定要規范化，嚴格審查、嚴格核算、用到實處。

記者：當前，地方政府對負債存在哪些認識上的誤區？

厲以寧：目前，地方政府負債分三種形式：第一種是銀行信貸。政府錢不夠，讓銀行貸款支持。第二種是發行債券。地方政府付債券。第三種是信托融資。建成的項目中有些可以轉賣出去，錢就可以收回來。三種方式都可以做，不能說哪種形式是最好的，要根據實際情況來看。

我經常到地方去，了解地方政府存在兩種錯誤認識：第一種想法，是認為政府貸款是為公的，是把地方經濟發展上去，如果追查，地方官員沒從中撈任何一筆錢，債務多大就無關緊要了。

至于說客觀形勢變了造成負債，只是當時對形勢估計不足，并不是由政府主觀造成的，比如有的省大建鋼鐵廠，現在產能過剩，需要拆掉很多廠。像這種賬就是壞賬。

項目為什么賠錢有各種原因，很復雜。比如，當初擬定項目時不知后來形勢的變化。地方搞項目時，認為反正是國家的項目借來的錢，花錢大手大腳。還有一點，缺乏人才。原來的干部不懂做企業，按照過去的政府投資做而造成項目虧損。

第二種想法，是相信中央會兜底。我在一些地方與干部談到這個問題，大都存在這種想法，認為中央肯定會兜底的。債務再大，如果沒有貪腐問題，拿地方也沒辦法。即使中央不兜底，有的地方政府認為我們有礦山、有土地，怕什么。這都是當前存在的一些錯誤認識，是必須要認清的。

在美國也有地方債。比如美國的底特律城市都破產了。如果是聯邦制的國家，中央不管地方財政，地方政府破產就破產了。中國不是聯邦制，不會有地方政府破產，以致造成地方政府的依賴思想，現在是跑項目，將來是跑債務。所以說，在中國的體制下，必須明確，中央不能隨便兜底，也不能為所有的地方債務兜底。中央即使需要兜底，也一定要經過嚴格的審核程序，不能隨便說了就算了。

另外，還有一條一定要明確，地方的主管官員要實行終身負責制。如果在任時有債務一定要追究責任，調走前一定要審查弄清楚。不能升了官離開當地債務就不管了。

記者：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提出，國務院已明確批準一萬億地方債置換計劃，相對于地方債規模來說，可能不會滿足地方需求。根據目前財政部部長樓繼偉所言“開前門堵后門”的計劃，有兩種途徑，除了置換，還有發債。債務發行是否會對已經面臨下行壓力的中國經濟造成沖擊？

厲以寧：地方債劵多少，什么時候賣，利率多高，什么時候開始還，等等，這些在國外是非常嚴格的，而且必須在債券市場上賣。但是我國真正發行地方債券還不多。很多都是經過銀行擔保，這種情況問題比較大，是計劃經濟下的辦法，不是市場的辦法。發債券是市場的辦法。

用市場作擔保，這樣做肯定會對中國經濟造成大的沖擊和影響。銀行也叫苦。前幾天開會中國建設銀行行長張建國說，銀行也是弱勢群體。當時大家都笑了。其實，張行長說的主要是銀行自主權的問題。政府讓銀行給某個企業貸款，銀行明知不行，但不貸款有可能把官都撤了。銀行認為沒有自主權頂不住官，所以才有“弱勢群體”的說法。

至于這種發債的形式對經濟的沖擊能大到什么程度，這不好說。各地原來的基礎不一樣，使用的方式不一樣，項目的好壞也不一樣，所以很難講。最好的辦法是參照國外城市的一些經驗，用公共投資基金的辦法，成立公基金，由基金發債券，或者引入一些民間資本，通過大力發展農村金融，來解決資金問題。在這個過程中，要將項目公開，比如，這筆錢是準備修建發電廠的或修建城市的各種項目，信息公開透明。如果支出全部公開，市場運作非常清晰，全部市場化運行，從這個途徑融資，就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現在，我們還沒做到這一點。

記者：經濟新常態下，中國經濟新的增長點在哪里？

厲以寧：中國經濟從過去的高速增長逐步走向中高速增長，很多產業要不斷升級，需要尋找新的動力，目前，數量規模的擴大、投資的驅動，已不能適應新的情況。那么，在這種經濟新常態下，我國經濟新的增長點在哪里呢？我認為有四個。

一是將結構調整做好，大力發展高新技術。光調整、關停并轉不建新的不行。通過高新技術開發，必定有成果涌現出來。二是要靠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靠廣大人民的創新精神、創業活動促進大家觀念上的轉變。不要寄希望創業全部都有成果，沒有成果不等于不搞。今后經濟增長的動力來自人民的創造力。三是要抓農業。農業是基礎，大力發展農業既是確保農村穩定，也是增加農民收入的辦法。抓農業，要讓農民有好的收益，必須要推進產業化，提高總體效益。四是要推進基礎設施的投資，港口、“一帶一路”的配套設施建設，也包括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相互投資、貿易等方面，帶動基礎設施建設。過去，我們以為從連云港上隴海線，直奔中亞到歐洲，是最好的通向中亞、東歐、西歐的路，但是我最近到重慶考察，發現重慶能夠發揮重要作用。重慶依靠長江黃金水道，由一萬噸的船走水路，然后從重慶裝火車奔蘭州，比陸地運輸運費省好多。這表明，利用長江水道，向成都、西安、重慶、昆明這一四邊形輻射，往西北、西南開發，非常有潛力。交通建設、港口建設、“一帶一路”等都搞起來，會拉動經濟發展。當然，靠單一的帶動是不行的，要這幾個方面共同推動，尤其是發展新興產業，推出“中國創造”的新產品、新設備、新工藝，這樣才能真正形成新的增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