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里·艾肯格林

在經歷了一場雙底型衰退以及比預想中更長的停滯之后，歐元終于看見了復蘇的曙光。消費者信心正在回升，零售額和新車注冊量也掉頭向上。據稱歐盟今年會有1.3%的增長，這在歐洲標準看來不壞，但對歐洲改革來說，這是一個非常糟糕的消息。

我們其實不難發現這種增長是如何實現的。其中最明顯的是，歐洲央行在一月底宣布實施了一項極為激進的資產購買計劃——也就是量化寬松。這一手段所產生的預期當即壓低了歐元匯率，令歐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有所提升。

但討論歐元貶值所產生的巨大影響還為時過早。歷史證據——更別提當年日元貶值的經驗教訓表明在人們感知到貨幣貶值的積極影響之前，往往要經歷數個季度，甚至數年。

因此肯定還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其中一個就是如今財政鞏固政策對支出和增長的壓力有所減少。在2010~2012年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偏愛的“財政突擊”手段——結構性基礎預算平衡令每年的GDP額外收縮了1%~1.5%，直到其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明顯。隨后兩年財政政策則回歸中性，為經濟表現帶來了改觀。

而與此同時，雖然本人對歐盟的財政管治無法一碗水端平表示遺憾，但歐盟委員會最近給予法國更多時間去將本國預算赤字降到相當于GDP3%的決定還是值得肯定的，因為該國的經濟確實處于弱勢。

另外一個增長背后的因素，則是以西班牙為首的歐盟國家在結構性改革方面取得的切實進展。勞動力市場管制得到了放松，單位勞動力成本也有所下降。這同時也令歐洲的競爭力進一步改善。

復蘇的第三個驅動力就是銀行和金融市場如今都更好地隔絕于希臘危機之外。法國和德國的銀行都得以出售自身持有的希臘政府債券，其中大部分賣給了歐洲央行這個最終債券采購者。歐洲央行同時也承諾：如果其他國家債券市場出現希臘這樣的狀況也會給予同樣的支持。因此歐洲的復蘇也不太可能被雅典的危機所影響。

第四個也是最后一個因素，就算是只死雞也會蹬蹬腳啊！

經濟增長會有許多好處：通過減少呆壞賬的規模改善銀行的資產負債表；通過增加稅收收入并縮減福利支出來收緊政府預算赤字；通過增加債務/GDP比率的分母來提升債務穩定性。所有這些好處都是自動到來的，根本不需要官員們去做什么。

但不幸的是，對歐洲來說，在這個急需實施行動的時候(比如對希臘)增長卻減少了人們實施行動的緊迫感。在歐洲其他國家都出現增長的情況下，各國政府似乎對自身經濟情況多了點底氣，因此也越來越不愿對希臘有所妥協。每個人都知道相對于談判破裂、不可控違約以及希臘被迫退出歐元區來說，妥協是更好的選項，可隨著歐洲對自身的可持續復蘇越有信心，就越可能走強硬路線——也就越可能導向一個戲劇性的悲劇結局。

同理，復蘇和持續增長越令各大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得到改善，政策制定者就越缺少處理結構性的緊迫感——比如德國各州銀行和城市儲蓄銀行從政府處享有的明確償付保障，或者葡萄牙圣靈銀行這種家族式銀行的危機。

而即便是2%的增長也無法讓歐洲的雙位數債務/GDP比率得以持續。盡管領導人們都不愿承認，但歐洲依然需要債務重組。經濟復蘇只是推遲了末日審判的到來而已。

最后，如果要避免歐洲再次爆發一場類似的危機，就必須以更具雄心壯志的改革——財政和政治聯盟——來為貨幣聯盟做補充。就算面對著對進一步財政和政治整合的強烈反對，如果要實現進展，就一定會有艱難且導致不和的談判。因此任何在缺乏這類手段情況下出現的歐洲增長，都將最終被其自身所阻礙。

簡而言之，根本原因就是許多導致歐洲危機的潛在因素都尚未得到解決。如果歐洲在沒下狠心解決這些問題之前實現了增長，那么就因此更難作出這些艱難的決定。

在發展中國家，有種說法叫經濟改革往往在年景好時最為艱難。好吧，歡迎大家來到發展中的歐洲。

(作者系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和劍橋大學教授。版權：ProjectSyndic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