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晚些時候，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言人賴斯（Gerry Rice）再次對外界說，評估人民幣加入SDR（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的工作正在進行中。這是今年以來IMF再一次就人民幣加入SDR表態。早在3月12日賴斯就曾公開表態，IMF將在今年下半年審議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構成，屆時將綜合考慮人民幣國際化進展的情況。

自五年前提出這一問題以來，人民幣被納入SDR貨幣籃子的可能性在增大。不僅IMF表態對人民幣重視，中國央行副行長、外匯管理局局長易綱也很有信心，他在兩會期間明確表態說“人民幣加入SDR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過程”。

過程不應該更長了。在上一個時間節點，呼聲很大的人民幣最終被排斥在SDR貨幣籃子之外，被排斥的其中一個理由是人民幣不可自由使用。五年后的今天，正如易綱所說，人民幣“正在朝著一個可自由使用”的方向發展，這從在岸和離岸市場、海外人民幣存款、債券和其他衍生品的發展都可以看出來。

并且，另一個更關鍵的原因是，人民幣已經是國際市場上不可忽視的貨幣力量。人民幣目前已是全球第二大貿易融資貨幣和全球第六大交易貨幣。據說有30多家央行已經把人民幣納入其外匯儲備貨幣。用這些事實來對照“貨幣背后的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的量”這一IMF評審SDR的標準，人民幣是絕對的“no problem”。

這是站在人民幣的角度思考問題。那么，換一個角度呢？在人民幣不斷改變自己適應SDR標準的另一面，IMF對人民幣該持何種態度？把人民幣排除在貨幣籃子之外，既是對人民幣的不公正，也是對IMF自身的不負責任。換句話說，放行人民幣也是IMF的自我提升甚至自我救贖。

技術角度看，SDR是IMF創設的一種儲備資產和記賬單位，是分配給成員國的一種資金使用權利。可在國際收支逆差時向其他成員國換取外匯，但不是真正貨幣，只是一種特別提款權。SDR自創設以來，盡管經過數次調整，幣種和權重在不同時期亦有所不同，但有一個公認的標準是，這些貨幣應在國際交易中具有代表性。為了根據市場變化及時調整，IMF規定每五年對貨幣籃子復審一次。

人民幣就是在上一次復審時被排斥在外，無緣與美元、日元、英鎊和歐元“位列同儕”的。將一個GDP當年已全球第三（現全球第二）的大國排斥在貨幣籃子之外，確實出乎外界預料。與次貸危機后IMF承諾的擴大中國等金磚國家投票權的承諾遲遲不能落實類似，人民幣也再次被SDR在外放逐了5年。

站在國際政治角度來考量經濟問題，是對全球經濟發展的不負責任。IMF作為一個國際性的貨幣基金組織，其存在的前提就是通過資金和技術手段，確保全球金融正常運轉。一個被限制投票權的中國，一個被排斥在SDR之外的人民幣，對解決全球經濟失衡問題顯然并非幸事。解決全球經濟失衡，共同促進全球經濟發展，離不開中國的深度參與。

把人民幣繼續排斥在SDR之外，也是對IMF自身的不負責任。時至今日，SDR對人民幣的需要，已經超出人民幣對SDR的需要。我們很容易看到，SDR很少被使用，也沒有國家參照SDR來管理外儲。人民幣被納入SDR的象征意義遠大于對中國經濟的實際意義。

當然，人民幣不會排斥IMF的“錦上添花”，而IMF卻著實需要人民幣的“雪中送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