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杯賽場上，阿根廷隊目前的表現還不錯。可在賽場外，阿根廷經濟正面臨通脹高企的壓力。

按官方數據統計，阿根廷的通貨膨脹率穩定在10%以上，但實際上官方的數據已經失去了意義：阿根廷用強硬手段迫使其國統計機構更改數字的事件已路人皆知。很多國外機構測算，阿根廷的通脹率已在30%以上。

但對于阿根廷來說，這似乎又不是那么“難以忍受”。因為阿根廷在1982年、1989年和2001年經歷了多次經濟危機，阿根廷人應對高通脹似乎也有了經驗。“誰叫我們有那么一個‘不靠譜’的政府呢。”已連任兩屆總統的克里斯蒂娜·費爾南德斯將于2015年卸任，很多阿根廷人已經將希望寄托在下一屆政府身上。

阿根廷“做不到”

阿根廷經濟部6月18日發布聲明表示，阿根廷做不到6月30日償還債務，因為美國聯邦法院裁決阿根廷政府需向不參加債務重組的對沖基金支付13.3億美元。

這要追溯到2001年底，彼時阿根廷爆發金融危機，政府宣布停止償還總計約1000多億美元的到期外債。在2005年和2010年，阿根廷政府曾分兩次進行債務重組，這讓在危機期間低價買入阿根廷主權債券的部分垃圾債券投機商“很受傷”，他們自2005年開始上訴美國紐約聯邦法院，要求阿根廷償還債務本息。

當然，對于目前正經歷通脹高企的阿根廷來說，外債沉重無異于雪上加霜。

不僅如此，比索的貶值令通脹高企加劇。2014年以來，阿根廷比索在2013年貶值32.6%的基礎上，再貶值22.73%，中產階層開始節衣縮食。4月10日起，阿根廷交通系統全國總罷工，要求漲薪。

對外經貿大學國際經濟研究院副教授姜榮春在接受國際商報記者采訪時直言，阿根廷經歷的多次高通脹，其根本原因都是國內經濟不景氣，而政府開支居高不下，被迫開動印鈔機的結果，這次也不例外。

中國社會科學院拉美所副研究員張勇在接受國際商報記者采訪時指出，總體而言，這次造成高通脹的主要原因有四方面：財政支出與貨幣投放規模過大；低利率政策導致市場上本幣流動性增強；限制進口措施使國內供求關系矛盾加劇；工資上漲幅度較大推動生產成本上升。此外，投資環境不好，匯率貶值也造成眾多資本外逃。

張勇進一步解釋說，近年來，阿根廷政府一定程度的貿易保護主義傾向不但沒有提升國內工業體系的競爭力，反而加劇了供求矛盾，造成通脹高企。

姜榮春也指出，高通脹的原因有多種，選票經濟體制也是其中之一。在這一體制下，阿根廷政府被迫將大量財政收入投入福利支出和工資增長，這部分增長超出了經濟增長能力和實際的生產率水平，引起了部分通貨膨脹。此外，政府在選舉年大量增加對基礎產品的補貼以抑制通脹，由于缺乏財政收入來源，這些補貼無力長期維持，一旦取消，被壓抑的通貨膨脹自然高企。

此外，姜榮春認為，阿根廷早期采取進口替代政策發展工業并不成功，農產品出口長期以初級產品為主，未能延長在國內的產業鏈，獲取更高附加值，創匯能力提升有限。而這屆阿根廷政府為應對通脹，對于農產品貿易進行過多干預和管制，比如征收出口稅，禁止農業制成品如番茄醬的進口導致番茄的出口需求萎縮等等，上述貿易政策客觀上削弱了農產品的出口能力，進一步惡化了國內經濟。

自2005年以來，阿根廷政府打著“保護阿根廷人的餐桌”的旗號，對阿根廷的畜牧業和小麥等糧食產業的出口提高了出口稅并設置了出口配額。這使得阿根廷從世界第4大小麥出口國滑落至第10位，全球第3大牛肉出口國滑落至2012年的第11位。

姜榮春指出，發育不良的民主制度、過高福利水平、強大的工會組織導致阿根廷勞動力市場嚴重僵化，企業用工成本過高，國內經濟長期缺乏活力。

換屆成曙光

外匯儲備不斷流失，比索持續貶值，罷工事件頻出，改變生活習慣……為了緩解通脹高企，阿根廷政府也出臺了一系列措施，包括調高基準利率，放松外匯管制，減少商業銀行外匯資本總量等。但在張勇看來，這一切也僅僅是稍有緩解，“治標不治本”。

張勇指出，阿根廷的經濟發展模式長期固化是阿根廷不斷發生高通脹的根本原因，即“重政府干預，輕市場調節”。

在張勇看來，直到2015年10月阿根廷大選前，阿根廷經濟前景都會黯淡而充滿風險，預期并不樂觀。談到阿根廷經濟未來形勢，他坦言，還要看大選后阿根廷政府的作為，目前，只能是“等”。

姜榮春也持上述觀點。她說，政府“時日不多”，要徹底走出這一困境，只能寄望于下屆政府下決心啟動并實施一系列深層次改革。但在現有不成熟民主體制下，即使有遠大抱負的領導人上臺，制度慣性也使得改革難度相當大。只要阿根廷的國內政策和經濟發展情況不改變，這種局面就很難根本改變。究竟如何，只能拭目以待。